一、引言：制定國家海洋戰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對今天的中國來說，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長遠發展抑或國家安全，海洋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面對來自海洋的挑戰，迎來和平崛起的海洋時代。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堅持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在吸收借鑒歷史經驗，深入分析國情、海情的基礎上，制定并頒布國家海洋戰略，已經刻不容緩。其必要性和緊迫性在于：

首先，在海洋利用和開發方面，我國海洋經濟已經達到GDP的10%，邁入海洋經濟大國行列，而陸地資源日益枯竭，如何有序、有效、可持續地開發海洋資源是關乎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重大而緊迫的課題，而在海洋產業成為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的同時，海洋綜合利用和海洋事業可持續發展的一些矛盾問題也日益凸現，亟待科學、全面的解決方案；

其次，在海洋安全方面，我國還需面對海陸兼備國家的地理困境，解決海上補給的脆弱性、維護領土（海）主權完整和海洋權益的問題，必須站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維護發展大局上對于海上力量建設和運用進行統籌規劃。

再次，在我維護領土（海）主權完整和海洋權益的同時，還要破除”中國威脅論”，維護好”重要戰略機遇期”，解決好與周邊國家合作開發的問題。

長期以來，由于思想基礎薄弱、概念使用較為混亂，我國海洋戰略的制定面臨諸多實際困難。”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

堅持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的分析方法，借鑒歷史上大國海權觀對于當代海洋強國海洋戰略制定的影響，將有助于我們構建科學而明晰的海洋戰略理論體系，厘清概念理清關系，指導海洋戰略的制定和實施。

二、海權觀的歷史演變

從歷史上來看，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馬漢的海權論（Seapower）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經歷了種種變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權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海洋強國海洋戰略的制定。事實上，現代意義的海權作為一個戰略性極強的概念，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團在運用這一范疇時，都不可避免地賦予其不同的形態和內容。從誕生之日起，它就有著濃重的軍事色彩，正符合了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為海洋擴張開道的時代特點，海洋戰略自然就成了海軍戰略；隨著時代的發展，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對海洋霸權主義的制約，西方海權思想中也加入了更多開發和利用海洋的內容，海洋戰略內涵也日益豐富，下面簡要做一歷史回顧。

美國海洋擴張催生了馬漢的海權論，其海權概念是指”國家對海洋的利用和控制”。所謂”利用”，主要是指國家把海洋作為-個四通八達的”商路”加以利用；所謂”控制”，主要是指國家通過法律和軍事手段(主要是運用海軍)控制海上交通線，而”世界霸權是可以通過掌握制海權取得的”。在馬漢這里，海軍戰略就是他的海洋戰略，他給美國總統建議的實現其”海權”的戰略措施，包括要建立一支能夠控制北美水域的強大艦隊；要在防御半徑內開辟戰略基地；要在世界海洋交通要道上建立起一定數量的戰略據點；最后是要盡可能多地占領海外殖民地等等，都離不開海上軍事力量范疇。

馬漢海權理論中的軍事思想得到了英國海軍戰略家科貝特的繼承，他的海權思想進一步局限于制海權，而”制海權指的就是對海上交通的控制權”。他從”海洋成為戰爭中的重要因素”角度出發，強調”海軍戰略只是海洋戰略的一部分”，而”海洋戰略最需要關心的事情，是確定陸軍和海軍在戰爭中的相互關系”。他在1911年出版的《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中討論了海軍和陸軍如何配合完成最終的戰爭目標，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艦隊構成、兵力集中和分散、爭奪制海權的具體原則，其思想的主體仍然是海軍建設與運用，不過是與馬漢相比，更有從陸地和海洋統籌戰爭全局的意識，這也正反映了當時的歐洲國家比美國更注重爭奪大陸霸權。

二戰結束后，世界迎來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開發和利用的海洋的步伐加快，海洋蘊藏的巨大資源引起了各國的普遍重視，特別是1973年開始的石油危機，更增強了海洋大國向海洋尋求利益的動機，1976年，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發表《國家海上威力》1，提出了”國家海上威力”這一新的海權概念：”開發世界海洋和保護國家利益，這兩種手段有機構成的總和，便是海權。一個國家的海權，決定著利用海洋所具有的軍事與經濟價值而達到其目的之能力。””國家海上威力的實質就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說的地球水域)的能力。””運輸船和捕魚船隊也是國家海上威力的組成部分”。可見，戈爾什科夫的”SeaPoweroftheState”概念拓寬了傳統”SeaPower”觀念的內涵，認為國家的海權首先意味著，國家開發全部海洋資源，利用海洋提供可能性服務。因此，國家必須全面發展海洋科研考察能力、海洋資源開發能力、海洋運輸能力，以及與國家海洋科技經濟能力相適應的國家海上軍事力量，以保護國家對世界海洋的開發。戈爾什科夫在書中提出的關于海權的三點思想：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維護大國地位，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俄羅斯的海洋戰略。

20世紀80年代初，美蘇關系處于低谷，美稱蘇聯為”罪惡國家”，誓言”華盛頓絕無可能與一個集權國家保持穩定關系”的里根上臺，痛斥美國70年代的對外政策，認為”蘇聯打著軍控的幌子實際上已經取得領先于西方的優勢”。時任海軍部長的萊曼提出，為平衡蘇聯在歐洲大陸力量方面的優勢和遏制其海軍發展勢頭，美國必須迅速加強并保持”海上優勢”。從而將馬漢的”海權”思想發展為”海上優勢”思想，將馬漢的”海軍戰略”思想發展為”海洋戰略”思想。他從確保美國”海上優勢”這個國家安全目標出發，確立了奠定美國”海洋戰略”基礎的”八大原則”。第一項原則，”海洋戰略來源于而且從屬于國家安全的總戰略”。美國的”國家戰略”規定了海軍取得”海上優勢”的基本目標，”海洋戰略”必須牢固地建立在”國家戰略”基礎之上；第二項原則，”國家戰略規定海軍的基本任務”；第三項原則，”海軍基本任務的完成需要確立海上優勢”；第四項原則，”確保海上優勢要重新確立一個嚴謹的海洋戰略”；第五項原則，”制定海洋戰略必須以對威脅的現實估計作為基礎”；第六項原則，”海洋戰略必須是一種全球性理論”。第七項原則，”海洋戰略必須把美國海軍及其軍事盟國的海軍兵力結合成一個整體”；第八項原則，”海洋戰略必須是前沿部署戰略”。萊曼的海洋戰略的實質是對馬漢關于海權是”對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實際上還是以海上軍事力量發展為核心，成為美國爭奪全球海洋霸權和制定海軍發展計劃的理論根據。

三、海權觀影響下的當代海洋強國海洋戰略

從以上歷史來看，海權和海洋戰略的發展變遷與全球局勢密不可分，在全球軍事斗爭局勢緊張時期，海洋大國的海權和海洋戰略就會被簡化為海上力量和海軍戰略，而在相對緩和時期，則會加入更多海洋開發和利用的內容。時至今日，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海洋科技的發展和多極格局的形成，對海洋和平開發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在增強，海洋大國的海權主張已經超出了軍事力量的范疇，開始重視海權中的”軟實力”（softpower）表現，有學者稱之為”新綜合海權觀”。與之相對應，其海洋戰略也拓展到許多非軍事層面，正如印度在2007年頒布的《海洋的自由使用–印度海洋軍事戰略》(India’sMaritimeMilitaryStrategy)的序言指出的那樣：”海洋戰略包括經濟、貿易、政治、軍事和科學技術等各個層面的內容，并在國家大戰略的總體構架中有所反映。一個國家的海洋戰略可以被定義為一國以其周邊海域為基礎，在海洋發展的總體規劃指導下，通過協調處理各種海事活動，實現國際利益最大化。”縱觀各海洋強國的海洋戰略制定，俄、美兩國的做法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俄羅斯的做法是，2000-2001年，密集出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形成了以《俄聯邦2020年前海洋學說》為論證指導、《俄羅斯聯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為具體部署的海洋戰略體系。該海洋政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和高速重視國家海洋利益的特點，不僅涉及對內的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開發管理，同時也特別強調了對外的海洋安全和軍事戰略。這一時期還出臺了《俄羅斯聯邦海軍戰略（草案）》、《俄聯邦海軍未來十年發展規劃》等海上軍事力量的發展戰略，并以《2010年前俄聯邦海上軍事活動的基本政策》作為海洋軍事戰略與國家海洋戰略的總協調。

俄羅斯的海洋戰略（俄稱其為”海洋政策”）分為原則和內容兩大部分。原則部分有14條之多，其中前三條是統籌海洋軍事力量的使用和海洋活動，并高調宣示其海洋軍事力量的使用服從服務于海洋政治大局：”遵守國際法公認的準則和俄羅斯聯邦在進行海上活動時所簽訂的國際條約；在解決世界海洋的矛盾和消除針對俄羅斯聯邦國家的、來自海洋上的危險時，優先采取政治、外交、經濟、情報和其他非軍事手段；擁有必要的海軍實力并在必要時武力支持國家的海上活動。”此外，還包括”保留并完善干部培養體制和青年培訓、教育體制”以及”有效宣傳國家海洋政策”等內容。在內容方面，提出國家海洋政策地區方向的思想，按照大西北方向、北冰洋方向、太平洋方向、里海和印度洋方向分成海上運輸、開發和保護海洋資源、完善科技活動、實施海上軍事活動等四方面內容，其中關于海上軍事活動的詳細規定，較之其他國家具有鮮明的特色。

美國則延續了一貫的海洋霸權主義思路，繼續推行其控制世界海洋的軍事戰略，同時，另起爐灶出臺非軍事層面的《美國海洋行動計劃》，兩者共同構成了美國的海洋戰略體系。與俄羅斯不同，美國海洋戰略體系表現出鮮明的”先軍”特色，國家海上安全戰略是核心內容，涉及外交、運輸、商業等方方面面，實際上是以國家安全統籌海洋事業。這一點可在其海洋戰略內容方面得到佐證。美國于2005年9月第一次在其國家戰略層面上提出《國家海上安全戰略》，明確指出”美國的安全和經濟保障有賴于世界海洋的安全使用”，提出三項原則：”保護海上自由是國家的首要目標；美國政府必須推進和保護商業，以確保海運自由；必須促進所需商品和人員的出入境流動，同時甄別危險人員和危險品”。接下來的內容中包括”領土感知計劃、全球海上情報整合計劃、海上軍事威脅快速反應計劃、國際協作戰略、海上基礎設施重建計劃、海上運輸安全計劃、海上商業計劃、本土擴展計劃”等八項戰略規劃。2004年，半官方的海洋政策委員會提出《21世紀海洋藍圖》，作為回應，布什總統簽署《美國海洋行動計劃》，對藍圖的實施提出具體措施。兩份文件內容主要涉及國家海洋管理框架、海洋教育和文化、沿海經濟增長和資源保護、海洋資源利用和保護等方面，大部分是具體的行動步驟和路線圖，而且局限于經濟和文化層面，與《國家海上安全戰略》相比較，在美國國家戰略體系中明顯處于較低層次的被支配地位。

四、有中國特色的海權觀

20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者關于海權的討論逐漸興起，回顧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海權的論述，基本在海權的內涵方面達成了共識，即海權是一個”綜合概念”，是”既包括軍事手段也包括非軍事手段”在內的”收回海洋權益，并不失時機地拓展海洋權力的一種綜合能力”1，是指”一個國家對本國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的實際管轄能力、控制能力和防御自衛能力，以及在特定海域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的權利”2。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張文木教授的觀點較成系統，他在法權范疇內對中國海權概念的界定得到了廣泛認同：”中國海權的概念應當包括從中國國家主權引申出來的’海洋權利’和實現與維護這種權利的’海上力量’兩個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權國家普遍攫奪的’海洋權力’”，”是中國主權概念內涵的自然延伸”，”就其權利部分而言，包括實現中國’海洋權利’和’海洋權益’兩部分”。他認為馬漢所言的seapower僅僅是指海上力量，馬漢海權論致命的缺陷是不能說明海上力量發展和應用的正當性，即法理基礎，最終只能成為美國尋求海洋霸權的工具，因而提出使用searight取代seapower來表述中國海權，強調”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中國海權屬有限海權的特點”，”中國海上軍事力量發展是遠期戰略上的上述有限性與近期策略上的無限性的統一”，”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的階段，而只是處在捍衛其合法’海洋權利’的階段”。3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有關中國應發展”強大”而”有限”的海權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大多意見趨同，但是在到底多大程度是”有限”、特別是海權中海上力量的發展限度問題上仍然沒有定論，既然國家可供支配的安全防衛資源有限，那么海權和陸權的關系問題、海軍與陸軍孰重孰輕的問題，繼清末”海防與塞防之爭”，再一次成為爭論的焦點。從本質上看，這種爭論實際反映了對國家安全形勢的認識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判斷，因為即使是最激進的海權優先主義者，也認可中國要”確保陸權的前提”。劉新華提出：”當代中國之所以需要在地緣戰略選擇上實行海權優先的戰略，一個重要前提是中國擺脫了近代以來地緣戰略選擇的兩難和安全上的雙重易受傷害性，出現了面向海洋、發展海權的戰略機遇。”而張文木在提出”有限海權”的同時也認為：”全球化不能不包含著自衛手段的全球化”，”安全邊界就是利益邊界。我們的利益走向哪里，我們就得走向哪里，我們的軍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國防大學徐棄郁教授認為中國應避免陷入”海權的誤區”，作為陸海復合型國家，中國始終無法在發展海上力量上傾注太多的資源(海軍比陸軍昂貴得多)，”幾乎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強國”，但是”放棄成為海上軍事大國的目標不是要放棄發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軍事力量必須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在對張文木觀點的批評時，特別引證了德、俄、日的歷史實例，指出所謂”全球化要求國家有更多的國際市場和資源，有了海權就可以為之提供安全保證”的想法，”是追求’絕對安全’、安全上’絕對自助’和’絕對手段’的邏輯，但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告訴我們這種邏輯不可能實現。”很多學者折中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劉中民強調中國既要考慮陸地安全環境改善為相對集中力量發展海權提供的戰略可能性，更要從海疆安全面臨的壓力考慮海權發展的必要性；在發展海權與綜合國力的關系上，不應如何盤算降低本來已經非常低的海軍國防投入，而應尋找思路提高海洋經濟的綜合國力貢獻率，進而為海權發展提供動力。李義虎認為只有更完整地認識中國海陸地緣的特殊性和雙重性，避免海陸二分和實現海陸統籌，并在戰略選擇上權衡好大陸與海洋、海權與陸權及東向與西向三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從地緣政治方面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張文木認為不管是無限制的中國海軍擴張還是基本放棄中國海軍現代化建設，對中國未來而言都是災難，海上力量的發展也并不只是海軍的事，而是”陸海空作戰力量，從外空到深海……以及整個信息網絡技術體系所構成的國家戰略性武裝力量從陸地向海洋的外推”，希望可以從國家戰略力量建設的高度平息海軍、陸軍的爭執，因為這樣看來，現代航空母艦也”不過是從外空到深海大立體作戰體系的一個作戰平臺。”

關于中國海權的爭論已經持續了近十年，經過各方觀點的激烈交鋒和深入對話，目前看來，主張辯證認識這一問題，海陸統籌，立足國情，量力而行，有效維護現代國際法框架下我國海洋權利，發展”強大”而”有限”的海權的觀念，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主流，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共鳴，強調的都是維護中國的合法權利，而不是要中國去四海爭霸；是側重發展海上非軍事力量，而非海上霸權；是積極參與全球合作，融入世界，而非特立獨行，與其他國家展開海上競爭乃至軍事競賽。十年的爭鳴和認識的趨同，為國家高層出臺有中國特色海權的權威解釋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我國海洋戰略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有中國特色的海洋戰略理論已經呼之欲出。

五、我國海洋戰略的理論基礎構建

戰略原本是軍事領域用語，是指對戰爭全局或是軍事斗爭全局的籌劃和指導。”現在這個詞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戰略不再是單純的軍事”，目前看來，已經泛指對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認識，對于應對措施的全面計劃、部署和指導，屬于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范疇。非軍事領域廣泛借用戰略概念來研究重大問題，形成超出軍事戰略之外的戰略概念體系，一般以國家戰略為最高層次，二級層次為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國防戰略、科技戰略等，之下還可以有更下一級的戰略，而海洋戰略就是位于第一層次的國家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戰略最忌大而空，必須研究并充實其基本的內容要素。美國的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在1981年指出，戰略總是由目標、方法和手段組成，該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考慮到戰略還包括對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認識，我國海洋戰略的理論基礎應該包括海洋戰略的思想基礎、目的和任務、方針指向和實現手段等基本要素。

（一）以有中國特色的海權觀為國家海洋戰略思想基礎

嚴格說來，海權觀是一個國家對于海洋軍事力量和海洋權利的認識，也反映了自身在海洋發展方面的目標和期待，涉及國家對于海洋問題的根本立場和態度，屬于戰略思想范疇，是戰略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指導海洋事業發展和海上力量建設的基本觀點和理論原則，因而是構成整個海洋戰略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海洋戰略思想，有中國特色的海權觀決定著我國海洋戰略目的的根本性質是以國際法框架為邊際的、不尋求霸權的、愛好和平的；決定著我國海洋戰略手段的運用是著眼于可持續發展的、立足于有理有利有節的；決定著我國海上力量建設發展的基本方向是規模適度的、能夠維護我合法權益的、自衛性和防御性的。

（二）我國海洋戰略的目的和任務

海洋戰略目的和任務，是國家為了實現總的海洋戰略思想和企圖，而賦予海洋事業和海上力量發展的基本歷史使命、基本指向。海洋戰略目的是國家海洋活動所要達到的最終結果，可以分解成具有多個層次的目標體系；而海洋戰略任務則是海洋戰略目的的具體化和補充說明，既有很強的規定性，又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中國海洋戰略的最終戰略目的是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有效地開發海洋、利用海洋，并在國家主權和國際法框架下控制海洋。下一級的目的包括確保國家海洋領土主權的統一和完整、營造有利的國際海洋環境、拓展國家海洋戰略利益的范圍和空間、建構有利的國際海洋秩序。每一個目的都有相應的任務相對應，構成完整的戰略目的-任務體系

（三）我國海洋戰略的方針指向

海洋戰略方針是指導國家海洋活動的總綱領、總原則，是根據海洋戰略目的和任務制訂的，是海洋戰略的基本內容，主要為完成海洋戰略任務、實現海洋戰略目的指明了基本途徑、規定了行動準則，成為聯結海洋戰略目標任務和海洋戰略實現手段的紐帶和橋梁。同時，海洋戰略方針也是主客觀結合的產物，體現了戰略指導者對于影響國家海洋活動的主客觀諸因素、諸矛盾及其發展變化趨勢的科學認識和準確判斷，以及對于國家海洋活動中一些關鍵問題、對全局有重大影響的問題的指導，和對于解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的規定。我國海洋戰略方針可做以下考慮：

1、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國家利益是主權國家生存和發展利益的集中體現，也是處理一切對外關系的最高準則；

2、壯大海洋國力，其中海洋經濟和海上軍事力量是核心內容；

3、縱橫捭闔，注重制衡，通過謀略使敵、我、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并使敵、友力量相互牽制，以保持對我有利的政治態勢；

4、循序漸進地解決海洋爭端，通過國際政治對話機制使各國在軍事增長、防務安排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在此前提下逐步爭取在軍事情報交流、建立信任措施、增加軍事透明度等方面不斷取得進展，為爭端的最終解決鋪平道路。

（四）我國海洋戰略的實現手段

海洋戰略的實現手段是在海洋戰略方針指導下，為達成海洋戰略目的而進行各種海洋活動的方式和方法，是海洋戰略的主要內容，它的選擇與應用是戰略理論指導戰略實踐的靈活性的直接體現。沒有戰略手段的戰略是不存在的，也是毫無意義，戰略概念本身就是目的和手段的統一，普魯士的克勞塞維茨、德國的老毛奇和英國的利德爾.哈特給戰略下的定義，其表述方法就是目的加手段。海洋戰略手段在海洋戰略理論體系中處于最接近戰略實踐的底層位置，也正如此，戰略手段與下一級戰略，即本級戰略理論所要指導的戰略實踐密切相關，體現出本級戰略手段與下級戰略內容的緊密結合。我國海洋戰略手段可包括：

1、經濟手段：推進海洋資源開發保護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經濟一體化；

2、政治和外交手段：堅決維護國家海洋主權及領土完整，發揮海洋大國的作用，積極營造周邊海洋安全環境，維系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和經濟發展，爭取一個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

3、軍事手段：建設與國家實力相稱的海上力量，貫徹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并確保海上運輸通道的安全，以維護國家的海洋安全和保障海洋經濟的發展；

4、文化手段：大力發揚海洋文化的涉海性、交流性、開放性、商業性等精神特質并轉化為經濟優勢，實現海洋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六、結語

海洋關系著民族的未來，寄托著國家未來發展的希望，國家海洋權益的維護和海洋的開發和利用，不能沒有全局上的戰略指導。本文以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研究方法，借鑒歷史上大國海權和海洋戰略，對近年來學術界對”中國海權”及”國家海洋戰略”的研究和爭論進行梳理，嘗試構建中國特色的海洋戰略的理論基礎，為相關研究提供便利，從而”以長遠的眼光，以五十年、一百年的時間維度來規劃中國的海洋戰略”，擁抱中國的海洋世紀。

來源：《新遠見》 作者：胡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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