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特約記者格萊塔·范·薩斯特倫3月13日專訪了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談到了鋼鋁關稅和美中貿易關系等話題，包括美國為什么要征收關稅？美國如何看待國內和盟國的反對聲音？美國會不會為此蒙受損失？美國擔心中國拋售美國國債嗎？
記者：部長先生，很高興見到您。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很高興見到您，格萊塔。
記者：總統對鋼鐵征收25%的關稅，對鋁材征收10%的關稅，為什么？
羅斯：有幾個原因。這兩個產業因高度補貼和不公平的外國競爭而受到重創，這些競爭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產能過剩，而這又以中國為首。
記者：但是要征關稅，你必須要有某種授權。憲法賦予國會這種權力，除非有法規允許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采取行動，或者我們也可以訴諸于世貿組織。我們有這些選項，對吧？
羅斯：是的。這些年來，我們發起了很多涉及鋼鐵的貿易訴訟。我們事實上對不同國家發起過100多起反傾銷或反補貼關稅的訴訟。發起了104起，針對34個國家。所以這是個十分普遍的問題。從單一國家來說，中國向來是最大的違規者。因為這些措施必須要遵守世貿規則，中國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們說要精確到產品，在一起訴訟案中，甚至說要在0.2毫米內，他們還說要精確到國家。這就讓他們較為容易規避懲罰，因為你可以改變一點尺寸，生產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沒有進一步加工，還可以通過其他國家轉運。所以關稅的問題是，雖然限制了行為，但是并沒有真正解決整體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開始通過其他國家冒出來。
記者：所以原因是經濟上的還是國家安全方面的？因為我理解的是，總統沒有走世貿組織，很可能是因為能被規避掉，容易被鉆漏洞，而且程序繁瑣。但是他是以國家安全為由通過賦予的法律采取行動的。所以說，是經濟上還是基于國家安全？
羅斯：232條款中在這里適用的技術性條款定義的相對寬泛。包括的因素有就業影響、關鍵產業的健康持續狀況，還有很多非專業人員通常不會認為是國家安全的東西。不過你聽到過我們的一些國家安全顧問還有我們的國防部多次說過：“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
記者：我們進口的鋼鐵多數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韓國。只有4%的鋼來自中國。你如何平衡國家安全和經濟影響。即便是從經濟的角度，從中國進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羅斯：這就是我剛才講的。中國是世界產能過剩的主要來源。全球有大約4億噸的產能過剩，半數在中國。中國的經濟體量雖然比我們小得多，但是現在每月的鋼鐵產量比我們一年的產量還要多。想想這種比例上的失衡吧。他們每年出口1億多噸鋼鐵，出口了之后，他們還有很大的產能過剩。他們鋼鐵的出口量相當于美國鋼鐵的消費總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的那些原因，轉運，生產時稍微改變下形狀，所有這些因素都讓人覺得不像以前那樣全是中國的問題。但是問一問美國或歐洲的鋼鐵產業里的任何人，他們都會告訴你，真正的問題，真正大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記者：為什么這次征關稅時讓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羅斯：有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限制與它們的活動，但它們也是我們鋼鐵的兩個重要出口市場。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們鋼鐵出口總量的大約90%。所以說，如果我們關閉了與這兩個國家的雙向貿易，我們得不到好處，反而會破壞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動，其中重要的一個是北美大陸的安全。
記者：中國對關稅做出回應了嗎？你有沒有聽到中國商務部的消息？
羅斯：他們對此予以批評，但尚未表示會采取什么確切行動。他們表示，很可能會向世貿組織抗議，因為雖然法律不受世貿組織約束，但我們仍然是世貿組織成員。
我們相信，我們在世貿組織可以拿出很好的國家安全理由，因為世貿規則明確有國家安全方面的內容，我們與各國的自由貿易協定里也有。
記者：如果我錯了請糾正我。世貿組織的法官，不論他們的裁決是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美國，如果日內瓦的法官告訴一個主權國家什么是國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認為不太尋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過這種情況。
羅斯：我不認為以前有過。我認為，這是眾多阻礙之一。如果世貿組織告訴我們的總統什么符合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在美國會非常不受歡迎。
記者：可是美國別的一些公司或組織、產業和部門提出了抱怨。比如，我注意到，大豆，美國生產大豆的人不喜歡征收關稅的想法，因為中國購買60%的大豆，而他們擔心中國不再買大豆了。
羅斯：是的。可是首先，大豆是中國飲食結構的關鍵組成部分，是中國人飲食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質來源。我們是世界大豆市場的一個重大因素，我不是很確定中國能否找到替代來源，取代我們的多數大豆。不過，就算他們真這么做了，日本和其它市場如今也在消費這些大豆。所以，中國要找到其他大豆生產方，必須要付高價，他們只能這么做，才能讓巴西、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從傳統客戶轉移走，改為替中國生產大豆。他們必須付高價，這就會讓中國增加成本，而這又為我們的大豆生產商打開市場。所以，臨時的干擾可能會有，但在我看來，最終不會有巨大的凈損失，這是因為，貨物轉向中國后會出現我們可以填補的真空。
記者：我采訪過川普總統很多次，那時他還不是候選人，還沒當總統，只是商人。他總是愛說，中國在坑美國。每次采訪中，甚至在我根本沒有問這個問題時，他都會插話表達這種觀點。為什么我們會出現這樣的差異？比如說，中國對美國汽車收的關稅這么高？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
羅斯：我們為什么走到這一步非常耐人尋味，這跟美國之音的歷史幾乎也有一些關聯。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有一個政策上的決定。美國那時有著巨大的貿易順差，事實上，直到1970年代中，我們都是順差。不管怎么說吧，二戰剛結束的時候，在政策方面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我們必須幫助歐洲和亞洲重振，走出戰爭劫難。所以我們有意減少了對這些國家的貿易壁壘，有意向他們提供馬歇爾計劃和其它形式的援助。在當時這可能是很好的公共政策。他們的錯誤是，沒有制定或標明時間限制。所以，想想看，當時給德國做出的讓步完全恰當，可是現在已經不是1950年代初了，德國現在是超級出口大國了，有巨額的貿易順差，是非常強大的國家。所以，我們的政策沒有與時俱進。結果呢，我們處在這樣一個荒唐的環境下：來自美國或多數國家的汽車，如果出口到歐洲，有10%的關稅，是我們征收的關稅的四倍。然后在這之上，還有增值稅(VAT)，把關稅的影響又略微擴大了。對中國來說，因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還是個艱難奮斗、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他們對汽車征收的關稅是25%。他們現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為什么這一點很重要呢？這是因為我們的貿易逆差有兩個根本來源。一個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國；另一個是產品，那就是汽車。所以，如果我們要想以有意義的方式減少我們的整體貿易逆差的話，我們必須解決中國問題和汽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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