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失序化與中國的戰略思考

內容提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日趨明顯，其原因主要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影響力日益下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不作為與胡作為;基于權力的擴散，非國家行為體不斷介入國際政治;世界各國在全球治理方面規則的缺失;世界主流經濟理論過度強調市場的作用。國際關系的失序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對中國國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現實將構成潛在的威脅，但對中國有效塑造國際經貿秩序卻是一種機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學術界不斷有人提出當今國際關系的失序化問題。2016年歐美一些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尤其是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一些競選言論及其任職以來的舉措，更加重了學術界關于國際秩序失序化的擔憂。本文首先提出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關系的失序化，然后著重從五大方面分析這種失序化的原因，文章最后就國際關系失序化背景下中國的戰略選擇提出一些粗淺認識。

一、關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關系失序化的爭論

眾所周知，由于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上半期的世界是一個無序的世界。二戰之后，人類總體上擺脫了這種無序世界帶來的災難。盡管冷戰開啟了人類歷史上典型的意識形態對峙，但以兩極格局為特點的冷戰時期總體還算是一個有序的世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人類步入了一個后冷戰時期，相對于有序的冷戰時期而言，無法預測的后冷戰時期似乎是一個無序的世界。所以，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才會在1991年提出要重塑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美國學者理查德·哈斯(Ｒichard Haass)在其于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規制主義——冷戰后的美國全球新戰略》一書中也認為，冷戰時的世界是非常有結構的、也是有規制的，而后冷戰是“失規制”的時代。他認為“國際失規制”是后冷戰世界的典型特性。哈斯進而主張建立一個規制主義(doctrine of regula-tion)的后冷戰國際秩序。但事實證明，近20年的后冷戰時期盡管局部戰爭不斷，但總體仍然是一個相對有序的世界。在這點上，西方政界與學界總體予以肯定，但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國際秩序卻基本上持悲觀看法。

按照美國學者伊肯伯里的觀點，世界歷史在經歷了均勢秩序、霸權秩序之后，冷戰以來的世界正處于美國主導下的憲政秩序，或者稱之為威爾遜式的自由國際秩序升級版。但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肇始于經濟失序并延伸到政治與安全等領域的全球失序化越來越明顯。國際戰略大師基辛格推出警世之作《世界秩序》，對當今國際秩序發展趨勢表示擔憂。在回憶撰寫《世界秩序》的初衷時，他表示，“國際秩序觀的危機是我們當下面臨的最根本的國際問題。”

在一次訪談中，基辛格坦率地承認，當今世界處于混亂中(the world is in chaos)。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前幾年推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其副標題就含有對美國控制全球權力力不從心，從而導致國際關系無序化所體現的憂慮。他在前兩年的一次訪談中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存在著巨大混亂、割裂與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不存在唯一的中心威脅著大家，而是許多分散的中心威脅著幾乎所有人。”針對國際關系的失序化，哈斯更加堅定了他在20世紀90年代所持的立場。2014年，哈斯在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網站上發表《失序時代》一文認為在標志著已終結40年冷戰的柏林墻倒塌25年后的今天，人類正目睹著一個歷史時代的終結與另一個歷史時代黎明的到來;正在終結的時代是美國超群優勢的時代。在美國優勢時代終結的今天，世界正在步入一個失序時代(Era of Disorder)。這突出體現在三大方面:中東正在進入“三十年戰爭”的早期階段;在東歐，俄羅斯挑戰基于法治原則的歐洲秩序;在亞洲，盡管保持著和平，但這是一種危險的和平。同年，哈斯在美國《外交》期刊上撰文，系統闡述了他對一個失序世界的認識。哈斯認為后冷戰的國際秩序正在拆散——盡管它并不完美，令人懷念。2017年初，哈斯在其著述中進一步闡述了這種觀點。

關于國際秩序的失序化，西方媒體與學界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以討論世界安全形勢著稱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于2015年發布的《慕尼黑安全報告》，報告主題即為“崩塌的秩序、不情愿的保護者”(Col-lapsing Order，Ｒeluctant Guardians)。報告認為國際秩序日益崩塌，主要體現在烏克蘭危機及其對歐洲安全秩序帶來的消極影響。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在評價當今國際秩序時指出，冷戰被稱為“長期和平”，但事實上，蘇聯解體后的20年看起來要和平得多。1991～2010年這段期間稱為“短期和平”也許更有道理。但2010年之后，人類告別了“短期和平”時代，其主要原因是中東陷入持續混亂。弗格森根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提供的數據指出，2000年，在世界武裝沖突導致的死亡中，35%發生在涉及穆斯林的戰爭中。而在2014年，這一比例高達79%。弗格森認為21世紀的今天，《古蘭經》代替了《資本論》伊斯蘭極端主義成為中東地區失序的根源。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切斯特·克羅克(ChesterA Crocker)認為，當今的世界是一個失序的世界，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輪船在沒有風或逆風行駛的情況下，船舵操作失靈，輪船在大海中漫無目標地漂流。當今的國際體系就處于無舵轉型狀態。克羅克認為失序的具體體現:東歐“烏克蘭危機”引發無序狀態，中東北非伊斯蘭世界內亂導致無序狀態，亞太地區各國受地緣政治推動而引發無序狀態。

最近幾年，中東地區出現以“伊斯蘭國”的興起為標志的地區失序化，烏克蘭危機引發的歐洲安全秩序隱患，亞太地區有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相關連的東亞地區安全隱患，全球三大熱點地區同時存在的重大安全問題讓一些國際觀察家對國際關系的失序化問題產生擔憂。針對國際秩序的失序化，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認為，國際秩序的確出了問題，“各種跡象在指向某種‘錯誤秩序’(wrong order)”，“也許世界正在向著某種‘霍布斯’狀態回潮”。與鄭永年的國際秩序“霍布斯化”觀點相似的是，一些學者提出了“地緣政治回歸論”。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是一種趨勢，其原因非常復雜，但一些西方學者將國際關系的失序化簡單地歸咎于中、俄等“修正主義”國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布魯斯·瓊斯(BruceJones)等人認為，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受到挑戰，這主要是因為，在歐洲俄羅斯試圖通過侵略破壞戰后的歐洲領土安排;在亞洲，崛起而自信的中國正在不斷制造摩擦。布魯金斯學會另外一位重量級研究人員羅伯特·卡根也持相似觀點。卡根認為支撐世界達70年之久的自由國際秩序現在處于衰落期。盡管他承認國際秩序的衰落以及世界經濟的衰退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有關，但他卻將國際秩序的衰落主要歸咎于中國與俄羅斯對美國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喬治城大學教授克羅克也將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歸咎于中俄等國。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撰文稱，關于世界政治中何者是“修正主義”的爭論相當復雜。美國將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土主張視為對國際秩序的挑戰。針對西方學界、政界的觀點，俄羅斯予以強烈的反擊，認為在烏克蘭、敘利亞等國支持“政權更迭”的美國才是全球秩序真正的破壞者。

二、國際關系失序化的原因

從學理上講，國際關系的有序是指構成國際秩序的核心要素，即權力與規則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而國際關系的失序則是由于權力或規則這兩大因素本身出現了某種變動，從而導致其互動關系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應或不協調。只有當國際秩序的核心要素權力與規則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動態平衡，國際秩序才會延續下去，否則，已有的國際關系就會處于一種無序或失序的狀態。這種秩序趨于失序化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大方面。

第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影響力日益下降。約瑟夫·奈在《權力的未來》一書中指出，21世紀的權力在兩個方向上不斷發生著轉移:其一是權力在不同國家間的轉移，具體而言是從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的轉移;其二是權力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的擴散。布熱津斯基與斯考克羅夫特將人類在20世紀以來的重大變化總結為三點:其一，全人類都參與到全球的政治活動中;其二，全球權力中心由大西洋世界向遠東轉移，大西洋世界逐漸失去其過去500年在全球的主宰地位;其三，人類面臨著許多必須解決的公共問題。近幾年大量權威機構的統計數據一再顯示，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不斷呈下降趨勢。2012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公開承認到2030年，亞洲GDP總量將超越北美與歐洲之和;中國將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歐洲俄羅斯與日本將可能繼續衰落。報告認為，到2030年，單極時刻與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將會結束，全球將沒有國家會成為霸權國。21世紀以來，美國在經歷了一場倍受爭議的反恐戰爭以及金融危機之后，總體處于全球戰略收縮階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始終無法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乏善可陳。英國提出脫歐動議致使歐盟在全球無法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在支撐現有國際秩序的權力基石方面實力明顯不足，但這些國家又不愿對現有國際秩序中的規則做出有利于新興經濟體的調整，這就導致了現有國際秩序中權力與規則互動關系的不協調，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在現有國際秩序中掌控權力、塑造規則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國際關系趨于失序化。

第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不作為與胡作為導致國際關系的失序化。作為現有國際秩序構建者與主導者的美國，近年來總體處于戰略收縮態勢，對于繼續推動國際秩序動力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國際秩序發展方向的“迷失”。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強調自由國際秩序對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上臺的奧巴馬政府盡管強調國際秩序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并沒能拿出有效的對策來捍衛美國倡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縱觀奧巴馬政府的八年任期，以戰略收縮為特點的對外大戰略在美國國內倍受爭議，有學者就認為正是這種戰略收縮導致了國際秩序的失序。2017年初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受國內民粹主義影響，對美國國家利益做出了戰后最為狹隘的解讀。從特朗普競選口號與目前所采取的政策來判斷，特朗普政府將延續奧巴馬政府開創的戰略收縮態勢。有學者指出，在過去的70年，美國為自由國際秩序的繁榮發展提供著安全保護傘。但今天，美國比二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為關注國內問題。就當今國際秩序而言，在美國領導意愿不強，其他國家又無力領導的情況下，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是一種必然。

自冷戰結束以來，“后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思想在西方大行其道，其主要特點是淡化乃至否認自威斯特伐利亞時代以來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主權國家平等、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一基本的國際關系準則。其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人道主義和捍衛西方民主價值觀為借口，以武力干涉別國內政為手段實行政權更替以新干涉主義為主要表現形式，構筑美國主導下的霸權主義世界新秩序。21世紀以來，新干涉主義又以所謂履行2005年聯合國首腦會議通過的成果文件中所說的“保護的責任”為借口，行干涉別國內政之實。從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到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再到當今的“伊斯蘭國”興起，新干涉主義對以中東為核心的世界諸多地區失序、混亂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西方國家的介入打碎了一個舊世界，卻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新世界。哈斯認為，全球失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權力的擴散，另一部分原因則與美國有關。他認為美國于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加劇了伊斯蘭世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沖突。美國試圖推翻敘利亞政權，但又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伊拉克與敘利亞權力失控的地域出現了一個“伊斯蘭國”。有西方評論家指出二戰后70年過去了，但西方創造的秩序陷入了困境。人們越來越有一種感覺，“我們正在‘參與毀滅’——毀掉一個曾對世界有益的秩序”。

第三，隨著信息化時代的深入發展，權力不斷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擴散，傳統的由國家行為體主導國際秩序的時代受到嚴重沖擊。在21世紀以前的國際政治中，主權國家是實施權力的行為主體，傳統的權力轉移是在國家之間進行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國家間政治。但是，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加速發展，從公司、非政府組織到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發揮直接作用。按照約瑟夫·奈的說法，“隨著市場進入成本和門檻的降低，信息革命會削弱大國的權力并增強小國和非政府行為體的權力”。非國家行為體可以低成本發揮重要作用，傳統大國也無法在網絡空間取得絕對支配地位。這樣，在互聯網時代，“世界政治將不再只是政府的領域。隨著計算與通訊成本的降低，世界政治的門檻降低了”。傳統權力的實施主體是國家，但信息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著政府掌控權力的能力，權力的實施主體不斷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轉變，也就是說權力在不斷地擴散。權力向非國家行為體的擴散打破了傳統的以國家作為國際秩序支撐基礎的認識邏輯。這種新的權力擴散導致的結果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出現權力博弈。故此，傳統的認識權力的邏輯在全球化推進到21世紀的今天已經發生改變。布熱津斯基認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傳統政治中表現消極或受到壓制的社會群體在高科技時代出現了全球政治覺醒，這些受傳統政治排斥的社會群體借助互聯網不斷沖擊政府掌控權力的能力，并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產生消極影響。不同于從傳統權力角度認識國際秩序的失序，權力的擴散導致那些擁有超強實力的國家行為體也無法完全左右許多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政治的深度介入。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政治深度介入，進一步加劇了國際關系的失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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