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明史上的三種權力模式
藏文明區的親屬制度分為兩個區域：以核心區的類型為主，以周邊區的類型為輔。核心區指中國政治版圖內有藏文明區域的中心部分；周邊區包括拉達克、尼泊爾的洪拉、多波和洛域（中國仲巴縣以南的河谷），以及它們與阿里地區接壤的區域等，由此沿著喜馬拉雅山脈往東經珠峰南坡的索盧貢布夏爾巴人居住區，門巴族、珞巴族居住區，德欽、木里、嘉絨、青海化隆等地。從實際的比例來看，核心區以雙系（編者注：父系和母系）兩可繼嗣和禁止血親婚姻為主導，輔之以貴族和甲波的父系繼嗣。在周邊區則顛倒過來，以父系繼嗣和交表婚（編者注：男子與自己父之姐妹或母之兄弟的女兒締結婚姻的制度）占主導，父系母系兩可繼嗣為輔。[11]而這兩種親屬–婚姻制度交替影響了藏區權力模式由贊普制、脈系喇嘛制再到活佛制的發展歷程。
贊普制和脈系喇嘛制早于活佛制。吐蕃朝就是贊普制的典型代表，其基礎是父系繼嗣。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我們確知，吐蕃王系是外來的。文獻上和傳說中有很多關于王系繼嗣中血腥爭斗的記載，譬如第八代贊普止貢贊普被臣下洛昂達孜所弒、吐蕃諸地統一前夜第三十三代贊普囊日松贊被毒殺、其子松贊干布為統一諸地而與諸侯聯姻或盟誓、有關吐蕃朝宮廷內部爭奪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贊的傳說、末代贊普朗達瑪為僧人拉隆·貝吉多杰所弒（西歷842年）、朗達瑪死后因王室內部的子嗣之爭而導致吐蕃分崩離析等，圍繞贊普繼嗣而發生的權力爭奪，似乎一直伴隨著贊普制的始終。公元9世紀中葉，朗達瑪被弒以后吐蕃朝分崩離析，但贊普制模式依舊在各地方王系比如阿里王系、亞澤王系，乃至在各地的土司政權中得到延續。他們都有自己的神圣譜系，都把自己的祖先來源追溯到外部，譬如德格土司和天全的土司。[12]無論如何，贊普制的權力父系繼嗣模式撤退后留下大量的權力空間。
公元10世紀以后，佛教經過一個多世紀和本土文化的互動、融合，逐漸占據主要的政治舞臺。各宗派內部的傳襲逐漸按照師徒關系來進行。有研究者認為，許多宗派中的師徒關系就隱喻為父子關系，比如格魯派各寺院中宗喀巴及其弟子賈曹杰、克主杰的塑像，合稱為“父子三尊”（亦可理解為師徒三尊，藏文????????????????）；這種模式在權力和法統傳承上，尤其當它面對活佛制時顯得脆弱不堪。[13]薩迦派在西歷11世紀中后期建寺，一個多世紀后獲得蒙古帝國/元朝的支持，一時顯赫。西歷13世紀，薩迦派八思巴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封賜，掌握西藏地方政權開始，開始其政教合一的歷史。[14]
如果藏文明中主要的權力模式是贊普制和活佛制的話，薩迦派的實踐就是二者的結合。薩迦一系的傳承，仍然是父系繼嗣；但是它把贊普制的王系父系繼嗣和南來的佛教化身觀念結合，形成新的權力承遞類型即“脈系喇嘛”（rigs-rgyud bla-ma）：喇嘛[15]只在該父系內部擇選。薩迦派的典型是“將政教兩途權力都掌握在家族手中，而在家庭內部又作了不同的分工，家庭中的長子出家為僧掌握宗教權力，而次子則娶妻生子，繁衍家庭并掌握世俗權力”，寺院住持則采用伯侄繼承制。[16]因為這個原因，西歷1244年，年已65歲的薩班接受闊端的邀請，前往涼州時，攜帶兩個侄子即10歲的八思巴和6歲的恰那多吉同行，已經為他將來圓寂后薩迦派的權力接續作了安排。在歷史上，這種繼嗣曾出現隔代輪空的現象：如果某一代寺主在位時間長，他的子輩便可能直至老年都無法嗣位，最后只能直接由其孫輩來承接。無論如何，它是佛教傳入藏文明區后本土化的一種形式，即在父系的譜系內實現化身的觀念。元朝式微時，取代薩迦政權的帕竹巴噶舉政權，以及蔡巴噶舉萬戶[17]都是這種模式。
贊普制和脈系喇嘛制的共同特征是嚴格地依賴父系繼嗣，差別在于贊普的父系祖源來自于外部，而脈系喇嘛制則將外部起源納入到每一代父系繼嗣的寺主身上。
佛教和本土文化結合的最大成就是活佛制的政治形態。漢語“活佛”一詞在明代已經使用，[18]藏語作“朱古”（sprul-sku），蒙語作“呼畢勒罕”。現在一般的意見認為活佛制是噶瑪噶舉派首創。第一位活佛就是該派后來追認的第一世噶瑪巴都松欽巴（1110~1193），實際上是從第二世噶瑪拔希（1204~1283）開始才確立活佛轉世相承的制度。[19]按諾布旺丹的說法，這一派產生活佛制的原因乃是它認為喇嘛和佛無分別。活佛轉世制的形成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思想上從苯教的天神化現思想到佛教的化身說；二是西歷12世紀政教合一制度在薩迦派那里產生，為法統和主持權力相結合的活佛制的出現奠定歷史基礎。[20]化身的思想不過是靈魂不滅、轉移和轉世的一種形式。[21]
但單純依靠這兩個條件并不必然產生活佛制。在佛教流傳的其他地方，尤其是東南亞那些以佛教立國的國度，都有靈魂不滅的思想，但都沒有產生活佛制；活佛制只有并且首先是在中國的西藏地區誕生，顯然離不開這里獨特的原生文化背景。活佛制需要兩個根本的親屬制度條件：一是就寺廟或宗派方面來說，它要禁止宗教領袖公開結婚和養育子女，并從宗派主持人的父系譜系以外去尋找男性（后來還衍生出女性）靈童作為繼任者，而不采取父系繼嗣；二是某個家系愿意將自己譜系內的某個男性后嗣給出，而不求將其留在父系譜系內繼嗣。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區域至少應是父系母系兩可繼嗣，而不能是實行父系繼嗣的區域。噶舉派創立活佛的區域是康巴地區。這個區域占據主導地位的親屬制度正是雙系兩可繼嗣。中國內地和其他地區皆不具備，因此沒能產生活佛制。此外，這一區域實行的也是雙系婚姻禁忌（即禁止在父系或母系的血緣親屬之間通婚，交表婚便不可能），對之起著必不可少的輔助作用。
換句話說，核心區親屬制的主導型（即雙系兩可繼嗣和雙系婚姻禁忌）的意識形態，其宗教和政治表現就是活佛制；這是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達成的。中國藏文明區親屬制的非主導型（即父系繼嗣）的意識形態，其政治表現就是贊普制。
自嘎瑪噶舉派首創活佛轉世制度后，各宗派尤其是格魯派紛紛仿效。李安宅對活佛制的政治意義有過一個精辟的分析：“寺院的領袖，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即采取活佛轉世的辦法，轉世活佛不限于哪一家，在生成的素質方面，自然要選擇最好的。”一旦選出以后，就受到寺院的嚴格訓練；在他統治時若偏軌，旁的僧人可以通過例會糾正他，所以具有民主的特點。他完全繼承前一世活佛的能力、靈性和威望，“因為他與前世是合而為一的”。這些是貴族統治不能比擬的，因而“任何時候寺院與土官發生沖突，都是寺院占上風，不管教派歸誰，包括本教在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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