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南海“斷續線”主張及海峽兩岸對線內所持“歷史性權利”主張并未如美國的“大陸架”、“專屬經濟區”及南美國家的200海里領海權等主張那樣上升到“公約”中。雖然南海“斷續線”主張的確立是在中國成為戰后新的國際體系一部分之后正式公布的，但是彼時民國政府忙于內戰，無能力也無意識將“斷續線”主張內化進國際社會正在形成的新海洋機制中，僅以出版地圖的方式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的主張。新中國成立后，受世界范圍內東西方對峙和冷戰環境的制約，被國際體系拒之門外[36]。因此，即使中國政府就南海“斷續線”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也沒有將主張內化進國際機制的途徑和渠道。這一時期，國際海洋秩序以1958年日內瓦四個公約所確定的規則為基礎[37]，但總體上反映和維護的還是傳統海洋大國的要求和利益[38]。直到1971年聯合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才真正開始融入戰后國際體系和擁有參與國際機制建設的機會。如今的國際海洋秩序以“公約”為體現，而“公約”源自1973年開啟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此次會議是中國恢復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參與大規模國際海洋機制構建進程。不可否認，中國在有關海洋權利和海洋利用諸多方面提出的正當合法主張成為了公約規則或得到了公約規則反映[39]。但是，由于中國國內“文革”局勢的影響及參與國際機制構建經驗匱乏[40]，南海“斷續線”主張及“歷史性權利”未能在“公約”中得到明確體現，也即南海“斷續線”主張未能上升到國際機制層面，如同“大陸架”、“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一樣成為國際社會尊重的一項規范[41]，而是繼續停留在“自我傳播”階段。
在“自我傳播”階段，南海“斷續線”主張獲得了“歷史性鞏固”。但隨著南海局勢的發酵，南海“斷續線”主張不僅未能獲得更多的默許或承認，反而越發遭到指責和批評。這不僅包括南海周邊東南亞其他爭端方國家及把持著國際話語主導權的美國，還包括國外學術界。對南海“斷續線”的質疑和責難則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南海“斷續線”的正面傳播。當然，在國際輿論中也有關于“斷續線”國際法理價值和地位的正面、真實和有益的探討[42]。但相比之下，東南亞相關爭端方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該主張的質疑和詬病越來越多，至今仍占據著國際輿論的主流地位。由此來看，南海“斷續線”主張的對外傳播面臨著很大的挑戰，而中國在國際輿論中近乎“失語”的態勢也進一步削弱了中國在南海局勢中的話語影響力，不利于中國國家形象的維護。
此外，在南海“斷續線”的“自我傳播”中，中國在該線的性質、法律地位方面還存在很明顯的爭論，這也是影響該主張實現良好對外傳播的重要因素。南海“斷續線”確立并公之于眾后，無論是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都僅僅以地圖進行對外傳播，對“附近海域”卻從未詳細確認具體范圍。對此，國際法學專家鄒克淵教授曾在文章中表示，中國海峽兩岸均在“斷續線”上采取了模糊政策，并未對該線作出清晰的官方解釋[43]。與官方的模糊和不解釋態度所不同的是，中國海峽兩岸學界圍繞“斷續線”的性質和法律地位進行了深刻的討論。目前來看，相關的研究還在繼續，尚未形成一致的觀點。在這些觀點中，海疆線說、歷史性水域說、歷史性權利說和島嶼歸屬線說比較具有代表性[44]。事實上，南海“斷續線”既反映了當時的技術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主張，具備了地圖“精確”的涵義(這種“精確”的涵義顯然與西方國家認可的精確的經緯度還存在差異和差距)。但無論怎樣，海峽兩岸采取的模糊與不解釋態度，以及兩岸學界對“斷續線”性質的爭論不休，對于南海“斷續線”的對外傳播實際上并無益處。
因此，中國南海的“斷續線”主張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受制于諸多不利的因素，并且缺乏必要的實現良好對外傳播效果的條件。鑒于此，如何在消除不利因素，緩解與克服來自國際社會挑戰方面多做文章和做好文章已經成為中國政府與兩岸學者面臨的具有顯著緊迫性的重要課題。這就要求南海“斷續線”的對外傳播必須走出“自我傳播”的階段，向內化于國際機制和“他者傳播”[45]階段發展。
四 進一步的思考
南海“斷續線”作為中國對南海相關島嶼及其周邊海域進行權利主張的核心觀點，是在戰后國際海洋秩序大變動和美國及其他國家紛紛向海洋主張權利和拓展管轄范圍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提出的承繼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的海洋劃界模式與主張。在戰后國際秩序構建中，美蘇爭霸和東西方冷戰是主要的決定性因素，而國際海洋秩序的構建也受制于該大環境。在此背景下，國際海洋機制的協商過程雖然有部分發展中國家參與，但總體來說依然由西方大國主導，這些西方國家并不尊重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特有的歷史、文化特性與政治經濟環境。因此，中國盡管參與了部分海洋法會議，關于領海等相關主張也在“公約”中得到了體現，但并無將南海“斷續線”劃界模式與主張像“大陸架”、“專屬經濟區”那樣內化為國際機制內容的可能。這也使得中國南海“斷續線”主張在對外傳播中成為一種“規范”的機率大為下降。雖然如此，南海“斷續線”主張在戰后相當長時期內并未受到質疑或異議，這在很大程度上使該主張得到“歷史性的鞏固”。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及南海局勢的持續發酵，南海“斷續線”主張漸趨成為東南亞菲律賓等爭端方與美國等域外大國質疑和詬病的焦點。至此，南海“斷續線”主張的對外傳播問題進一步凸顯，而這也在很大程度上給中國在國際輿論方面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壓力。
南海“斷續線”主張及其相關官方地圖的公布比“公約”早半個世紀，比日內瓦三個公約也要早十年，因此國際社會不能簡單地以現有的“公約”輕視中國在南海的主張及線內的歷史性權利[46]。“公約”及國際社會應對中國的主張給予尊重，從機制完善的長遠視野出發，補充相關條款;而中國則須在機制完善和秩序重塑的過程中將“斷續線”主張上升到機制層面去，為增加中國在國際海洋秩序中的話語權奠定基礎。不僅如此，走出“自我傳播”階段，以“他者傳播”的視野來提升中國南海主張的國際傳播效果也應得到中國的重視。
南海“斷續線”主張的國際法理性并不脆弱，但由于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弱勢，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倍受指責。如果說物質力量規定著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那么話語權則決定著一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世界政治的現實及其后果賦予社會含義[47]。在國際輿論及國際海洋秩序持續構建中獲得話語權與“斷續線”主張的對外傳播相得益彰，這不僅能使南海“斷續線”主張在對外傳播中獲得更多的國際認可，而且十分有益于中國的南海維權及在南海問題上國際形象的重塑。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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