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則被詮釋為羌族的祖先，成為川北羌族的認同符記。僅在川北這樣一個狹小的區域內，兩千年來華夏邊緣如此擺蕩，本地山民被視為蠻子，成為漢人，又成為羌族，見證了近代民族概念下的少數民族化變遷，這只是長期華夏邊緣宏觀變遷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川北的例子也見證了漢化的微觀情景，也就是在華夏邊緣之親近人群之間，人們相互歧視、夸耀、模仿、攀附，這樣，許多人群逐漸融入漢民族當中。在這一章之中，王明珂用了一個比喻，就象一截燃燒的木桿，部分已碳化，另一部分則仍為木質，華夏邊緣的微觀情景便是正在燃燒的部分，從本質上來說這兩部分仍是一個整體，從而變的密不可分。
本書的最后，作者用“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為敘述目標，結束討論。他強調了本書在思考華夏邊緣歷史變遷的三項主軸，即資源競爭、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從理論層次，他說明了在資源競爭與分配體系下，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關系，以及典范觀點的社會記憶如何使得邊緣的聲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會邊緣。因此，在學術上王明珂強調了注重多元因素，邊緣及微觀聲音，也形成了對現實人群的關懷。
三
該書在許多層面上都有相當積極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尤其是在方法論、族群理論方面有著突出的成績和貢獻。
1、本書對考古學、歷史文獻以及對人類社會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學方面，由于將華夏看作成一個維護共同資源的群體，產生于特定資源競爭環境當中，因而，在此議題當中王明珂強調生態與環境考古的重要性。在研究北方游牧社會文化的起源與形成方面，過去許多學者基本都是從器物傳播的角度來探索此類問題，例如斯基泰風格或北方系風格動物紋樣等。作者則提醒考古學者這種以器物間的相似性(similarity)來建立起來的邏輯關系的模擬法，一但被濫用或過分依賴，都經常會造成偽知識。
考古學中經常賴以維系的陶器變遷與社會政治變遷之間常常會缺乏一致性，并不能夠可靠地構建器物分類與社會人群分類(socialgrouping)之間密切關連。考古學家經常宣稱的一些考古學證據，來支持歷史文獻中的族群劃分與人類遷移，實際是可質疑的。本書不但注重調整考古學的研究策略，更注重歷史文獻的解讀。由動物中的豬、羊比例變化，居址中有無聚落形態，陶器的大小變化，生活工具(如磨制石器與細石器)變遷等綜合因素，來探討游牧化這樣的人類經濟生態的演進。
尤其在有關周人族淵(122-145頁)和句吳王室的族源(163-184頁)的探討中，作者通過對“類比法”器物型態的質疑，精彩地闡述文獻與考古材料之間的關聯。認為考古資料之間或考古材料與文獻資料間所呈現的“異例(anomaly)”，才是我們認識社會與歷史本質的關鍵(144-145頁)。
自從王國維倡導在上古史研究中使用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深受學界的追捧，被認為是研究古史的不二之法，有人甚至推衍成所謂“三重證據法”。本書對此卻有稍稍不同的理解，當然這并非要否認“二重證據法”的重要性，而是讓人們了解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另一面。他將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看作是“二重遺存”，它們的制作保存，通常貫徹著某種意圖，它有時傳遞的并非完全客觀的歷史事實，而是主觀的，有選擇的歷史。
2、全書對文獻史料的態度是，將其視為一種“歷史記憶”。所謂的歷史記憶分析也是一種文本分析，目標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陳述的是否為事實，而是從文本分析中探求書寫者所處的情境，及其個人情感與特定意圖。例如對《史記·周本紀》，對清代姜炳章《白草歌》，以及對黎光明的《川西民俗調查報》的分析，無不透露出這樣的懸的。以《史記·周本紀》為例，傳統史家錢穆曾經利用、參考這篇文獻撰寫了著名的《周初地理考》，[4]詳細考證公劉的遷徙路線，這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姑且不論司馬遷所述或者錢穆所考是否為歷史事實。同樣一篇文獻，經由本書細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此歷史記憶的敘事間，書寫者表達了定居與遷徙，務農與不務農，和平與武力等等我群與他群的區分。這便是另一種歷史事實，也許是一種更真實的史實，華夏形成時期資源競爭與人群認同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