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件糟糕透頂的事情發生時，極度震驚的人們往往會像兔子呆視著巨蟒那樣陷入肌無力和腦癱的狀態。一廂情愿地默念咒語“我沒看見!我沒看見!”或者“它會消失!它會消失!”是無濟于事的，滿腔憤懣地指責、控訴甚至反抗同樣無濟于事。抵御希特勒的魔力需要人格的力量，刺穿納粹德國的盛世幻象則須憑借理性的力量。

德魯克認為：“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脅的運動皆徒勞無功的原因，在于我們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的表征，卻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義。而那些自稱反法西斯主義者、將反對法西斯作為主要信條的人士，所堅決抵抗的是他們自己捏造的幻覺。這種無知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義之成因，看來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究竟發生了什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白沒有發生什么，或者說，在所發生的事情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無足輕重甚至毫無意義的。

德魯克告訴我們，關于極權主義的成因與本質，有三種流俗的說法毫無意義：

第一，極權主義是“人類原始殘忍野性的惡意爆發”，這個說法之所以沒有意義，是因為它能夠解釋的對象太多了——“暴虐、殘酷和血腥是每一場革命的共有特征”;

第二，極權主義是“資本主義拖延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后一搏”，這個說法之所以沒有意義，是因為它不過是在“扭曲歷史”，納粹德國的國防經濟壓根就不是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的興起也與資本主義的失敗無關;

第三，極權主義的興起是因為法西斯和納粹“無恥而技巧完美的宣傳手法”，以及“群眾被宣傳麻痹了”。對這個廣為接受的說法，德魯克的觀點尤其讓人意外，他直斥其為“對法西斯主義最危險也最愚蠢的解釋”。德魯克的理由是，首先，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直到法西斯主義勝利之前，所有宣傳工具其實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沒有哪家擁有廣大讀者的報紙不極盡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納粹及法西斯的報紙則乏人問津、瀕臨倒閉。”其次，德魯克認為“宣傳只能改變本來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滿足人們現在的需求，或平息人們面臨的恐懼時，宣傳才具有吸引力”。一言以蔽之，“宣傳并非起因，反宣傳也絕非解決之道”。

那么，究竟發生了什么?德魯克的回答是：“群眾的絕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需要明確的是，此處的“絕望”既不是群體的心理幻覺，也不是政治宣傳的扭曲結果，而是社會力量此消彼長以及社會結構變遷所導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實體現。一言以蔽之，所謂群眾的絕望乃是由“舊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絕望”。

有人也許會問，“群眾的絕望”難道只是德意兩國的特殊經驗嗎?它為什么沒有蔓延到英法諸國，進而摧毀英國人和法國人對資本主義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作為一個失敗的民主實驗，魏瑪共和國可供檢討的問題非常多。有學者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當時半總統制和純粹的比例代表制的結合，導致整個新興的民主政體無法解決魏瑪面臨的基本政治經濟問題，從而使獨裁作為一個替代性的方案登場。也有學者從公共文化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釋魏瑪共和國的失敗，比如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在《非自由主義的失敗》中認為，“非自由主義的傾向”在1866至1933年德國的政治發展中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體表現如下：有非常多受過良好教育但不問政治的市民階層，日益高漲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強調德國道路，對魏瑪憲法以及民主政府的深刻懷疑，對俾斯麥重大問題只能由鐵和血才能給出回答的主張深信不疑。

對德魯克來說，德意兩國之所以出現民主崩潰的現象，是因為作為后發資本主義國家，民族統一大業以及“崇高理想”對德意人民具有致命的誘惑力：“德國與意大利在19世紀吸引民眾情感忠誠的偉大經驗，不是因為資產階級秩序的勝利，而是因為民族統一的勝利。兩國的革命運動首先都以民族為目標，其次才是民主。為了民族統一而戰，為了民族統一而流血犧牲。資產階級秩序只是作為實現民族統一的工具才被接受的。”歸根結底，德意民眾與民主信條之間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聯系。一旦時勢不利，就會出現“救亡壓倒啟蒙”、“民族解放壓倒個人自由”的結果。相比之下，“英國、法國、荷蘭和北歐國家為民主奮斗的經驗和傳統，則深植于民眾的心中。這些國家早就完成了民族統一，因此民主信念能憑本身的條件顯出情感的價值”。因此，哪怕西歐和北歐民主同樣面臨著“經濟人末日”的威脅，但是民眾在情感和情緒上依然對“民主表象(facade of democracy)”抱有忠誠。德魯克相信，這種忠誠能夠確保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繼續存活相當一段時間，哪怕背后的結構已經傾倒。

人是熱愛秩序的動物，古希臘哲人阿那克薩戈拉說：“在萬物混沌中，思想產生并創造了秩序。”通過思想分門別類，讓宇宙星辰各歸其位，江海河川井井有條，飛鳥蟲魚適得其所，老少賢愚各司其職，人心才能安頓，社會才能安定。不同的秩序擁有不同的基準，在德魯克看來，歐洲兩千年來所有的秩序和信條都源自基督教，它以自由平等為目標，并且把最終一定會實現自由平等作為秩序正當性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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