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穆斯林政府資助出版了于斯曼的七星版本并委任弗朗索瓦來作序，他重讀了一些作品。就在那時，他突然意識到“于斯曼真正的主題一直都是布爾喬亞式（譯者注：中產階級）的幸福，而這種幸福對于單身漢來說是如此令人痛苦地遙不可及。”這就是于斯曼曾經渴望的東西：不是全黑的食物，也不是鑲嵌寶石的烏龜，而僅僅是“聚齊他的藝術家朋友們來享用一次辣根醬的肉菜湯，配著一瓶‘醇正的’紅酒。然后再享用著梅子白蘭地和香煙，所有人圍坐在壁爐邊，任憑冬風凌烈地敲打著圣敘爾·皮斯教堂的塔樓。”這種“對單身漢而言是如此痛苦地遙不可及”的幸福，哪怕是雇得起仆人的富翁也享受不到——需要一位精于廚藝又善于招待的妻子，來把一座房子變成一個家。

在維勒貝克的伊斯蘭烏托邦中，布爾喬亞式幸福的代價是：女人寄生于男人。維勒貝克在處理女性被囚禁在家庭生活中的狀況時令人驚嘆，他讓這個不堪的地位呈現出迷人的色彩，不僅吸引了著迷于伊斯蘭的弗朗索瓦，還吸引了法國女性。比如，在小說靠前的部分描寫了弗朗索瓦去看望兩位前女友的場景——她們都事業有成，年逾四十，依然單身。不出意料，這些景象揭示了在年華老去的懲罰以及約會和單身對精神的折磨面前，女人比男人更為脆弱。哪怕作為紅酒分銷商或藥劑師，事業成功帶來的快樂也并未讓她們得到補償。隨后，弗朗索瓦拜訪了一位之前的女同事。由于大學被伊斯蘭化，她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他發現，“看著她穿著圍裙在廚房中忙碌，順便還說著‘別看不起廚子，那可是老板的活’之類的俏皮話的樣子。很難想象僅僅幾天前，她還主導了一次博士會議，討論巴爾扎克修改《貝阿特麗克斯》（Béatrix）稿子時的所有異常跡象。她為我們制作塞滿了鴨脖和蔥的餡餅，味道絕倫。”后面有一個場景發生在火車上，弗朗索瓦看著一位痛苦地打著電話的穆斯林商人和他兩個年輕的妻子，一個飽受生活壓力，兩個妻子卻在興致勃勃地思索報紙上的填字游戲。弗朗索瓦意識到，在“伊斯蘭制度”下，女性——“至少是那些漂亮到足夠吸引一位有錢丈夫的女性”——的生活永遠都圍繞著童年，首先是作為孩子，接著則是作為母親，之間只穿插著短短幾年的“性感內衣”：“顯然她們沒有什么自由，但就像英語里說的，去他媽的自由。”

維勒貝克書中對于伊斯蘭國設定是漫畫式的夸張，也是較為寬容的想象。他沒有把伊斯蘭教義描述成一種去除了個人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信仰，或者是那些被西方剝奪了投票權的脆弱之人意識形態之上的避難所。維勒貝克將其描繪成一種包容眾人，不剝奪其自由選擇的信仰體制。這也是我在烏爾法的感觸。沒人能通吃一切，大家都是犧牲一些東西來換取其他。

那個下午以后，我再也沒有佩戴過頭巾。我沒法明白地解釋它，只是感覺不對。我又回到原來的保持微笑、忽略社交潛規則的策略，也就是美式社交法。正如一位法國知識分子曾說的，“多數時候，人們會秉承成長環境中的形而上體系。”

好幾次，我搭了同一位司機的計程車前往古跡地點。在這過程中，尤其是在我稱贊了他在最后一秒避開行人的高超車技后，板著臉的計程車司機逐漸和我熟絡起來。“這沒什么。”司機說到，然后告訴我，他有一次還成功避開了一位把路中央當人行道一樣走的老人。當這位司機沖老人按喇叭時，老人站在原地大叫：“當我是棵樹。”

“跟這樣的人，你怎么講道理呢？”司機感嘆道，又接著說，他在烏爾法開車時遵循的是自己的邏輯而非交通法規，因為按交通規則開車不出事故的可能性為零。

車停在了旅館前。我走進去時，服務員不無幽默地說道：“您還在這呢。”

“當然，”我回答說，“來了烏爾法之后，有誰會想離開呢？”

本文原載于The New Yorker 編譯/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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