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早在新千年伊始，美聯儲通過各種傳統工具和融資渠道創新，在較長時間內推行寬松貨幣政策，造成了所謂的“廉價美元”局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3年，美元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約130降至92。這為美國制造業及相關出口帶來了明顯的價格優勢。有計量分析表明，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對本國制造業部門的增長有顯著的負向貢獻，即相對于貿易伙伴本幣幣值降低或提高，會促進或阻礙本國制造業的增長。

最后，長期以來，支持和推動制造業發展，是美國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危機影響下，近年來美國對制造業的政策支持力度明顯加強。如在危機高潮時，美國政府向瀕臨破產的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提供了高達650億美元的救助貸款。其后，在2010年的國情咨文中，奧巴馬總統提出了在2015年前實現出口翻番的發展計劃。為此，美國商務部推出了所謂“國家出口行動措施”。經過努力，這一計劃的成效開始顯現。在2012年，美國全年出口額達到創紀錄的2.2萬億美元。其中，作為最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間增長47%，出口額一路刷新紀錄。

三、不應夸大美國制造業的回歸

以上分析指向了美國制造業的“回歸”，很多學者也接受了這一看法。但實際上，這一提法充滿爭議，我們不應夸大美國制造業的回歸。

其一，在與新興市場競爭方面，美國制造業并不具全面的優勢。美國頁巖氣革命以及機器人的使用，的確使美國制造業成本下降，但由此認為美國制造業獲得了全面優勢還為時尚早。美國制造業的回暖更多地反映了其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轉換。以前美國出口大量高附加值的小件商品，而將低附加值產品及組裝外包給后發國家。現在這一形勢發生了某些逆轉，個別企業出于物流方面的考慮，將某些笨重低值產品的組裝重新安排在國內，而將高價值的配件生產仍安排在海外。盡管如此，從全球范圍看，新興國家的比較優勢還很明顯，制造業的發展潛力尚存。現代產業內貿易理論表明，一旦某個國家在某個行業或產品形成優勢，由于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因素，會使這一優勢強化。因此，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制造業轉移后，中國等后發國家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已經形成，這是對美國制造業回歸的很大挑戰。

其二，能源繁榮對美國制造業的需求拉動效應有限。目前，油氣密集型產業只占美國GDP的1.2%，只占到美國制造業的百分之十幾。即使到2020年，能源繁榮僅會使美國制造業增長每年提高0.1至0.3個百分點。因此，能源繁榮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有限的，且對經濟增速無長期影響。盡管就出口而言，油氣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確實增加很快，但其規模尚小。如在2012年，油氣密集型產品出口達到236億美元，但整個美國制造業的貿易逆差卻達到7794億美元。油氣密集型產業對規模龐大的美國經濟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

其三，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比較看，美國制造業的復蘇基礎都極不牢固。從總體看來，至少從1970年開始，美國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規模即開始了趨勢性的下降，而近三四年來的所謂企穩回升不但力度微弱，且在過往經驗中也不乏先例。同時，在公眾更為關切的就業方面，2002—2011年間，美國制造業就業的下滑甚為明顯，在G7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強于英國。2009年，在危機沖擊下，美國就業指數在一年間陡降近10個點，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降幅。

其四，美國的真正優勢在服務業，所謂制造業回歸很大程度上有造勢之嫌。美國在強調重振制造業和出口翻番的同時，依舊高度重視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一貫積極推動服務貿易的開放。2012年美國主導的服務貿易協定談判就很好地反映了其戰略意圖。事實上，時至今日，美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領域仍然是金融和科技研發等服務部門，美國也長期保持世界第一大服務出口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大量分析顯示美國制造業產值和出口的復蘇快于就業復蘇。這雖反映出美國制造部門生產效率的較快提高，但也凸顯了社會政治基礎的脆弱，即相關政策難以得到公眾認同。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說，在全球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轉型（即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大背景下，制造業的生產率提高導致就業下降。也就是說，由于發達經濟體比較優勢的變化，美國社會不可能指望制造業真的會回歸并帶動就業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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