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出席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每個時代都有歷史選中的人，1976年，順潮而來的是那個三起三落的小個子四川老人。

1976年，在周恩來逝世后的追悼活動上，鄧小平念了一段無懈可擊的悼詞，在他的描繪當中，周恩來這位馬克思主義者非常熱愛毛澤東，直到生命的最后還在念著這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詩詞。

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出現讓美國《時代》周刊也感到疑惑，他們把鄧小平的照片放上他們的封面，認為鄧小平應該是周恩來的繼承人。

在此前的兩年中，鄧小平風一般地進入西方國家的視野，從1973年2月從江西的下放地點回到北京，到1975年1月他已經擔任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時兼有黨、政、軍職務的他看上去似乎是周恩來的當然接班人。

鄧大人的消失

毛澤東非常猶豫，一方面他覺得鄧小平能管好這個國家，另一方面害怕鄧小平會背叛他的革命事業，在這種情況下他選擇了又一次雪藏這個堅韌的小個子，而鄧小平也是潛伏隱忍、等待機會。

但是也正是在之前的兩個月中，鄧小平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僅僅負擔一些外交工作，在1975年底，他被又一次停止了一切職務。

可以確定的是在周恩來去世之后，毛澤東的生命也即將走到盡頭，在兩年前毛澤東曾經安排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視察，以確定他們能否在自己身后一起共事，王是一個外表英俊的年輕干部，毛一度把他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王對政治的認識極其膚淺，在毛澤東問到自己死后將會如何時，王洪文說的是繼承遺志繼續革命，而鄧小平則憂心忡忡地說，軍閥割據，爆發內戰。毛澤東更滿意鄧小平直言不諱的回答。

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是鄧小平最危險的敵人。前四人被毛澤東稱為“四人幫”，他們與毛澤東、鄧小平和毛澤東選擇的代總理華國鋒之間，有著微妙和復雜的關系。

在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支持鄧小平的青年夏建國在街頭高呼“鄧大人！你在哪里？”，有藝術創作的成分，但是鄧小平確實是群眾議論的中心人物。

“鄧大人”這個稱呼是在1962年之后逐漸出現的。那一年上映的電影《甲午風云》當中李默然扮演的“致遠”艦管帶鄧世昌讓觀眾們印象深刻。

電影中的鄧大人忍受著大清國內政、外交的不給力，炮彈裝填藥里填滿沙子，西方各國和日本蛇鼠一窩（這點是藝術創作），鄧大人在絕望中試圖撞沉吉野，最終壯烈犧牲。

幾乎很容易在姓氏上從鄧大人聯想到鄧小平，1962年的中國經濟正處在大躍進和三年災荒之后的調整期，而鄧小平則作為總書記在這一輪調整中表現得非常活躍。這輪調整的思路和1956年的思路基本一致，那年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提到了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和黨內監督、群眾監督，在1957年更是曾經作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的報告。

和鄧世昌一樣，鄧小平是一個愛國者，有決心，意志堅定，鄧小平甚至有和李默然一樣寬大的方臉盤，他們都是身體粗壯的男人，雖然鄧小平要矮許多。

但是鄧小平在柔的一面要遠遠勝過當年的鄧大人，他知道如何在關鍵時刻順應形勢，首先保全自己，而后再圖再起。這種特質讓他在6年之后的那場浩劫中保全了性命。

周的推薦、毛的選擇

毛澤東身邊最缺的不是口號推廣者，而是有行政經驗和執行力的人。

鄧小平在1973年2月離開他的下放地點江西，回到北京，此前的一年里，他兩次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回來工作。

之前他被毛澤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劉少奇是一路，鄧小平在1966年以來的“文革”漩渦中表現出了自己的智慧，他的檢討書寫得滴水不漏，只承認自己跟不上，不學習，沒有林彪掌握毛澤東思想掌握得好。

這篇克制的檢討書和本身比較低的職位讓鄧小平有了出來工作的可能。和劉少奇相比，鄧小平不是毛澤東認可過的接班人，他當時最重要的職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和今天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相比，這是一個低得多的秘書長式職務，是黨主席的辦事機構，類似于樞密院或者軍機處的設置。

毛澤東急需一個深諳國務的人，1966年以來經濟受到了政治運動的巨大沖擊，大批青年被下放到鄉村，在1969到1972年間，農村出生的人口急劇增加。

1971年林彪死于飛機墜毀之后，周恩來承擔了高強度的工作，他在1972年5月被檢查出了癌癥，他可能是中共高層最勤奮的領導人，“他一天工作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鄧小平曾經這樣評價他。

和充滿浪漫主義的毛澤東相比，周恩來要處理各種事無巨細的具體工作，又要在“四人幫”的攻擊下提防猜忌和保全自己和一些重要的戰友。他經濟工作上的副手是副總理李先念，但這遠遠不夠。

鄧小平從1920年代就擔任了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黨務工作經驗豐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經歷使得他熟諳黨政聯絡工作。此外他是出色的政治委員，在他擔任政委的時候，八路軍一二九師從一萬多人增長到了30萬人，這還不算地方部隊。他頗有膽略，曾經去軍隊里發動暴動，組織了百色起義（在第二代領導人當中，習仲勛和薄一波也都有過兵運的經歷），他軍事上的最高成就是淮海戰役的總前指書記，而這場戰役是摧毀國民黨軍隊最多的一次。

鄧小平似乎是挽救局勢的一味復方猛藥，此外他也有著周恩來的支持，他們兩人的私交不錯，在被收錄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當中，鄧小平回憶了自己和周恩來的交情：“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1950年代，中央把地方局書記調任進京，諸侯在地方太久可能會形成種種盤根錯節的利益，這就是著名的“五馬進京”，其中的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財政部長，在這期間周恩來發現了鄧小平的治國才能。

鄧小平有一股嚴厲的氣質，本來他被安排到華東局擔任書記，但是隨著進軍順利，中央安排他繼續在“劉鄧大軍”中進軍西南，讓這個四川人在西南局擔任書記，是一個衣錦還鄉的故事，他卻從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回家鄉省親，而是派人把繼母等親戚接到了重慶，讓被劃為地主的弟弟交出土地，以免土地改革時讓地方上棘手、不好處置。

孤臣是最好的治國之人。

雷霆一般的失蹤者

在1973年到1975年的表現讓黨內和群眾對鄧小平的能力印象深刻，也讓他的政敵更想置他于死地。

在1973年到1975年之間，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表現出了雷霆一般的效率和能力，這讓“四人幫”感到了恐慌。

周恩來的身體不太可能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他很可能會死在毛澤東之前，同樣是副總理，搞政治宣傳出身的張春橋資歷比鄧小平要淺得多。

國務院里毛澤東還提拔了一批工農出身的干部，比如才30多歲、女工出身的吳桂賢和文化不高的大寨干部陳永貴兩位國務院副總理，這可能代表了他工農聯盟治國的浪漫情懷，但毫無疑問治理國家需要的是精通人情和世情的干練老吏。

1973年12月毛澤東建議任命鄧小平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但這個任命到1975年才正式達成，1974年周恩來則把外交事務委托給鄧小平來處理，基辛格發現鄧小平是個很難對付的對手，不容易親近，太直率，有事說事。

鄧小平也去聯合國宣揚毛澤東的最后一個國際理論，這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的最后一個理論：“三個世界理論。”毛生命的最后幾年當中不斷地對世界革命局勢發表看法，成為全世界的革命導師，他也滿足于這個角色。在這場成功的發言之后，鄧小平在毛澤東接見巴基斯坦總理時被安排坐在了毛澤東身邊。

到1975年鄧小平事實上主持政府工作，他立刻提出了“軍隊要整頓”和“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兩個重要主張。這兩個講話說的都是“不要重用鬧派性的人”。

鄧小平整頓鐵路的效果出奇地好，積壓的車皮和混亂的調度在他的管理下很快恢復了正常，1949年鄧小平曾經在開國大典后坐火車南下去追趕自己進軍中的部隊，此后對鐵路的效用印象深刻。

他對扳道岔的醉酒工人和扔下火車頭下車吃飯的司機深惡痛絕，1974年的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是755件，而1964年只有88件。他曾經派遣軍隊把不服從整頓占據車站的造反派頭頭直接抓走。

此后他還提出了整頓工業、發展科技，以及《各方面都要整頓》的講話，不過毛澤東逐漸無法容忍他的改革措施，認為這會威脅到繼續革命的事業，他又一次被褫奪了權力，處于半軟禁狀態。

不過這一次如同流星燃燒的秀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李先念、王震、葉劍英等老同志的眼中。至于普通群眾，這一輪整頓讓許多不務正業的人消停了不少，這使得鄧小平收獲了人心。

回到1976年，在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逝世之后，許多人也因此希望鄧小平“出來工作”，回到1975年春天那種生機勃勃的狀態。

公安部部長華國鋒擔任了代總理，《時代》關于鄧小平的預測沒有準，但對鄧小平來說，這至少不是最壞的結果，畢竟排位最前的副總理張春橋沒有獲得總理職位。和鄧小平相比，華國鋒是一位資歷比較淺的干部，在1949年還僅僅是一位縣委書記，他不是鄧的敵人，也算不上是有很深交情的朋友，這個總理的職位可能會讓他身處前臺和“四人幫”產生直接的矛盾。

鄧小平這一次沒有變成一個不可談論的人，“四人幫”在政治上表現出了驚人的愚蠢，他們一直堅持“批鄧”，在街頭的大字報上，紅衛兵書寫鄧的言論，而后加以批駁，但這使得許多圍觀者就此看到了鄧小平的主張，許多當年在北京的外國人記錄道：“那些路人讀了大字報上鄧小平的原話后笑著微微點頭。”

這位失蹤者的雷霆手段使得他即將成為結束亂局的人，同時這也給他帶來了危險，在電視劇中也再現了當年的那些傳言，劇中街頭的謠傳說“四人幫”要發動政變，發槍給民兵，而且槍斃鄧小平”。

1975年5月13日，時任中國副總理的鄧小平在巴黎愛麗舍宮。

重用吃過虧的人

除了政治局里的老戰友，他還有一大批同盟軍，那就是“文革”中被侮辱和損害的人，他考慮到了他們的利益。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之后，“四人幫”希望江青能夠擔任黨的主席，為此他們向華國鋒施加了壓力，華國鋒1973年才進入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澤東口頭和紙面的欣賞之外，他沒有太多的政治資本。

1976年10月5日，華國鋒和中辦主任汪東興聯合，取得了葉劍英元帥的支持，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和毛遠新等人，并解除了支持“四人幫”的民兵的武裝，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職務。

此后黨內很多人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鄧小平也寫信支持華國鋒，稱贊他是一位英明的領袖，但也提出必須反對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不然的話，他和因支持他被捕的群眾的平反，都將無法實現。

最終鄧小平恢復了之前被撤銷的所有職務，他被安排管科學、教育、軍事和外交。

鄧小平幾乎一刻不停地開始了自己的整頓，在他仍然為自己復出的合法性而斗爭的5月24日，他做了兩個講話，一個是《“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另一個就是著名的《重視知識、重視人才》。

鄧小平在1977年8月決定恢復高考，這是極得民心的一件大事。在電視劇當中，鄧小平的身邊的得力助手之一老田名為“田志遠”，有人根據劇情推測這個人物的原型是鄧力群或者于光遠（尤其是也有一個遠字），但另外一種可能是，“田志遠”是“填志愿”的諧音，整部電視劇中，四五集都是關于恢復高考的內容。

恢復高考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對今天的中國影響深遠，從今天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大多數人都是1977年到1979年的新三屆大學生。

幾乎是同時，鄧小平開始對軍隊提出要求，加強教育和訓練：“我們解放軍要有自知之明，要自己恢復名譽……一個連長、一個指導員，不了解每一個兵的情況，當什么連長、指導員！”他建議開辦軍事和政治的學校，恢復軍隊的戰斗力。

到1977年冬天《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當中，鄧小平的批評非常嚴厲，要求整頓領導班子的軟、懶、散和腫，要求在部隊里繼續揭批“四人幫”，和地方上類似，他要求提拔任命干部的時候，要看“文革”時這人的表現，進行過打砸搶、招搖撞騙和搞宗派的人一律不許使用，而在那幾年被整的干部則被任用起來。

于公于私他都厭惡制造混亂的人，他的大兒子鄧樸方在“文革”時從北大的樓上摔下致殘，此前鄧樸方曾經受到紅衛兵的肉體迫害。在電視劇中，這位70多歲的老父親給自己癱瘓的兒子擦身。在接受法拉奇采訪時，他對江青的評價是“零分以下”。

這個思路貫穿了鄧小平干部路線的始終，后來他提拔的重要干部，在“文革”時都是吃了虧，坐了冷板凳的人，比如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的簡歷里也都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1979年，鄧小平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看一場競技表演會。

尋找接班人

這一次恢復工作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老人，此后他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尋找接班人工作。

在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當中，鄧小平在尚未第三次恢復工作前犯了嚴重的前列腺炎，這種疾病大多和老年掛鉤，事實上鄧小平當時已經73歲，毛澤東愛說的那句“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的俗話也縈繞在他的耳邊。

鄧小平在48歲調進中央工作之后就需要佩戴眼鏡看文件，同時他的聽力一直有問題，尤其是右耳，這可能成為他和毛澤東產生距離的關鍵。

毛澤東曾經說：“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1959年起，6年來從來不找我。”

中央政策研究室剛剛出版的《鄧小平傳》稱：“毛澤東的話，反映了一段時間以來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關系的某種疏遠。這種疏遠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們對一些重大問題認識上有分歧。”

耳聾可能確實讓鄧小平和別人的溝通方式產生了問題，他覺得跟人開會是一件效率很低的事，寧愿看文件和作批示，他在過去的若干年中一直用寫信的方式跟毛澤東或者汪東興保持溝通，后來也給華國鋒寫過兩封信表達想要出來工作的愿望。

他的寫作和講話一樣沒有什么文采，但是每句話都是大白話，這很像他本人的生活方式，他愛洗冷水浴。在從西南調任中央的時候，甚至剃了一個大光頭，這讓他能省下打理頭發的時間，但是很快有人提醒他這會讓人想起蔣介石，于是他一度用平頭替代，只是步入老年之后，才留起了領導人式的大背頭。

和毛澤東的舉棋不定不同，他很早就下定決心選擇接班人，而且不僅僅是個人的接班人，而是整個一批人的接班人。

鄧小平自1979年以來就在許多場合提到了提拔年輕干部的問題，到1981年7月，他更是對各省市自治區委員會書記作了《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干部》的講話，提出讓老干部盡力進入顧問委員會和紀律檢查委員會，擔任顧問，讓年輕干部來到一線。

鄧小平選擇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黨和政府的負責人。他多次提到自己和陳云在50歲左右進入書記處的事，不過一直到1989年6月16日，他才提到了要建設“第三代領導集體”，而且說：“這個集體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問題，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有站住，但在當時……也只能做出那樣的選擇……”

也是在當年的11月，他舉著麥克風，面對著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所有高級軍官，一字一頓地說：“江澤民同志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因為他是合格的黨的總書記。”

鄧大人治軍

他對軍隊下重手治理，但軍隊卻仍然擁護他，除了老帥們的支持，還有一點重要的是他的治理和整頓沒有私欲。

鄧小平是中國革命者中全力出國見世面的那一類人，他曾經參加了去法國勤工儉學的運動，在那里他入了黨，而后轉去蘇聯學習。

那是1927年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和上一代的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理論家式領導人相比，已經和中國國民黨決裂的共產黨需要的是各種組織暴動和長于軍事斗爭的人才。

在1927年，周恩來領導了南昌起義，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則遭到嚴重的挫敗，各種起義暴動，最終的目的是建立“根據地”，擁有土地和地盤，紅色割據在國民黨政府薄弱的農村成長起來。

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在1929年被派遣到廣西百色組織兵運和暴動，在暴動中獲得了5000支左右的槍支，拉起了一支4000人左右的隊伍，建立了第七軍，這時干瘦黝黑的毛澤東正帶著兩千多人的隊伍剛剛來到井岡山。一支隊伍和一塊根據地對黨中央來說，是極大的功績。

鄧小平的隊伍近乎豪華，最多時可能多達1萬人，但和大多數的暴動相似，保有隊伍和建立根據地是非常艱苦的。資深職業軍官朱德的隊伍在南昌起義之后經過戰斗和開小差，到達井岡山時也不過是600多人。

鄧小平被上海的中央調走，此后的紅七軍和紅八軍損失不小，最終到中央蘇區去和毛澤東的隊伍會合。

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替鄧小平說了話：“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句話，就是鑒于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什么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

這樣的評價保全了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記載，時隔多年之后鄧在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說：“雖然誰不聽他（毛澤東）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鄧小平在紅軍長征時期在一方面軍工作，抗戰時期則來到一二九師，這是過去四方面軍老部隊改編而成的，這使得他多年后能夠比較好地平衡昔日的“山頭”，他和劉伯承在八年中把一支一萬多人的隊伍帶到了30萬正規軍的規模，而后又執行了“千里躍進大別山”這一外線作戰任務。這是一個兇險的戰略意義上的任務，要穿過沼澤地黃泛區，冒著被合圍的風險在山區苦苦堅持，等待友軍取得戰果。

毛澤東這時打電報給“劉鄧”，說陜北“甚為艱難”。鄧小平的堅持能夠吸引敵人更多的兵力，減輕陜北的重壓。他完成任務很好，于是很快迎來了這場戰爭中的最大榮耀，毛澤東親自對鄧小平說“我把（淮海戰役的）指揮交給你”。

昔日的功績是鄧小平服眾的根基。而在1977年恢復工作之后，鄧小平得到了葉劍英元帥的支持。

這位老帥的人望和資歷頗深，而且比鄧小平年長7歲，這使得鄧小平可以放手去對軍隊做一系列的改革，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中，這支軍隊戰術訓練的不足正在表現出來。鄧小平努力進行改革，在1981年舉行了10萬人規模的華北“802”大演習。

1980年代，鄧小平的主要精力在于裁軍，這就是令世界驚訝的“百萬大裁軍”，他節約下軍費來發展經濟，也把軍隊的干部和士兵送回地方投入建設。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許多曾經在各種戰場上威名赫赫的部隊被合并和取消，而他要求這些軍隊服從經濟建設的大局。鄧小平從總部機關開始裁撤，盡管自己曾經擔任總參謀長多年，同時1985年還裁撤了昆明軍區，這是二野的部隊，鄧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昆明軍區一度認為自己將會接管成都軍區，但最終中央的命令是昆明軍區并入成都。

對老戰友老部隊動刀，不是因為要借此立威令人服氣，而是成都的地理位置和各種綜合考慮使得它是比昆明更合適的大軍區所在地。

傅高義在他的鄧小平傳里這樣形容這位領導人的做事風格，“有些人覺得與周恩來和胡耀邦相比，鄧小平待人就像對待工具，視其是否有用，鄧小平16歲離開家鄉后再也沒有回去過，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下屬認為它是一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他們懷著敬畏與他保持距離，他是獻身事業的同志，不是可以違背組織需要的仗義朋友。”

鄧小平不會像彭德懷那樣對打得好的那個軍高呼“萬歲”，但他也并非一個感情淡漠的人，即使裁撤了二野的部隊，他仍然會在會見寫二野軍史的老同志時回憶每一仗的細節，包括曾經對不住哪個起義的國民黨將領，他會認真地說：“在整個作戰過程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部隊沒有完成任務的，全部能夠承擔艱難的任務，一個新部隊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務。”

就工作本身來評價工作，這已經是他對自己部隊的最高評價。

強國的影子

他的治國思路延續至今，他設立的許多制度仍然在平穩運行，他為一個強國似乎已經勾勒出了一個模糊的影子。

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這種觀點的核心就是有一個歷史的必然，同時具體由誰來完成則具有偶然性，歷史會選擇最適合的那個人。

對毛澤東來說，當博古和李德無法指揮那支疲憊的軍隊走出云貴川的泥濘之時，就必然會有力量走向前臺執掌這個事業。而對鄧小平來說，當所有人都希望恢復高考，搞經濟建設而“兩個凡是”會變成桎梏的時候，也必然會有一個力量推著他走向前臺，繼續這個事業。這就是歷史潮流。

鄧小平就是放開手剎，讓整個國家加速的那個人。

跟不上的人雖然可惜，但是也只有淘汰一途。在評價幾代領導人的時候，鄧小平曾經在1989年評價道：“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沒有自己的東西，只有‘兩個凡是’。”但是在職務上，他仍然在華國鋒辭職之后給予了華國鋒足夠的尊重。他盡力不讓政治路線的分歧變成你死我活的爭斗，這樣的爭斗往往會毀掉共同的事業。

盡管并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最終黨、軍隊和群眾選擇的是這個老練圓熟、意志堅定、最有準主意的人，最有見識也最有實力，即使這個人上臺后會大刀闊斧，讓他們一部分利益受損，讓他們被驅趕到陌生的市場大潮中也在所不惜。

到1984年，鄧小平迎來了自己職業生涯當中的新高點，他見證了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建設速度，迎接了美國總統里根的訪華，10月舉行了國慶三十五周年閱兵。

1959年建國十年周閱兵之后，中國沒有再舉行過閱兵活動，只有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檢閱蜂擁而至的紅衛兵——那些沖動的、激進的喊口號的孩子們。

而鄧小平1984年閱兵則完全不同，除了徒步隊伍，坦克、火炮之外，戰略導彈方隊也第一次露面——這次閱兵也出現在電視新聞上，在中國，電視機也進入了一些比較寬裕的家庭。

這位老人正在籌劃半退休或者完全退休的事，他設立的顧問委員會已經于1992年被他自己提議取消，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仍在30年后大放異彩。

遠處似乎已經勾勒出了一個影影綽綽的強國。

盡管在1989年鄧小平宣布退休，但他仍然用旅游和講話的方式在1992年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1997年鄧小平逝世，他創造的退休和接班模式仍在運行。此后的17年中中國又進行了兩次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平穩交接，大多數人已經對這樣的換屆習以為常，不再有毛澤東和鄧小平曾經擔心的局面——那種國家分崩離析、陷入軍閥混戰的慘烈情形。

原載于博客天下 作者：湯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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