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的日本人驚異于中國人終于“站起來了”，才恍然醒悟魯迅的偉大。魯迅表面強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其實正是對西方文明最堅強的抵抗，他的“拿來主義”最終證明，中國可以找到一條特異的自救之道。相反地，日本人表面上是西方的模范生，最終只不過成為西方的模仿品，連它的“大東亞共榮圈”，也不過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拙劣的二等貨。最令人不堪的是，它竟成了它最主要的敵人美國在亞洲的伙伴，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大管家”。“脫亞入歐”的結果是，日本成為美國最重要的伙伴，但誰都知道，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魯迅坎坷的一生也是他始終艱苦奮斗的一生，他的痛苦與他的勇于戰斗，終于證明了他不凡的智慧。中國終于重新站立于世界之中，他有一份不容抹殺的貢獻，這就是他的偉大成就之一。

但魯迅也決不只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一生的許多行為和全部作品都可以作為證明。在他決心從事于文學之初，他從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起步。他翻譯的重點是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而不是居于世界文學潮流之首的西歐文學。一方面，他認為，同屬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它們的文學才跟中國有切身的關系；另一方面，他廣泛同情世界上所有被壓迫民族的民眾。

弱國民族主義的基礎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絕大部分弱小的民眾都陷入深淵之中，只有少數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人才可能跟侵略者合作而從中奪取更大利益，這一點魯迅是非常清楚的。魯迅在小說中不論把中國的農民描寫得多么愚昧，卻永遠不失同情之心。就像那個被他從頭到尾嘲笑的阿Q，因為他始終被人所欺凌，魯迅還是同情的。這篇小說翻譯成法文，羅曼·羅蘭讀了以后非常感動，因為他領會到了魯迅對弱小者的憐憫。捷克的普實克也能感受到魯迅作品中的這種情懷，不久就譯成了捷克文出版。當他跟魯迅談到版稅時，魯迅回答，人家翻譯他的作品，他向來是不拿版稅的。魯迅的文學事業是全世界性的，是屬于被侵略民族的人民大眾共同攜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者這一大事業中的一環，這一點魯迅自己也是很清楚的。

西方近代文明的輝煌成就是不容否認的，但西方國家挾帶著這種文明的力量，肆意侵占別國的土地（最高紀錄是地球陸地的83%），奴役別國的民眾，掠奪別國的資源，由此所造成的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災難，這一點，西方國家從來不肯承認，即使西方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多少人敢于正視。當我們談論世界近現代文學，從西方的觀點談論它的成就，或者從非西方觀點來談論它的成就，其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當西方國家開始向世界各地進行掠奪時，世界各地的民眾從來就沒有停止反抗過，而反抗行動中就包含了反抗的文學。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興起后，全世界的民眾如何反抗他們，以及這些反抗如何表現在文學上，那么，我們就會有一種完全不同眼光的近現代世界文學史。如果要撰寫這樣一部近現代世界文學史，魯迅一定在其中占據顯著的地位。這是魯迅國際聲望的基礎，只是這種國際聲望遠遠不同于我們一直認同的、那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聲望。作為近現代被壓迫、被侵略民族反殖民抗爭的作家之一，魯迅的人格和他的作品贏得了大家的尊敬和推崇，這才是他最光輝的成就。

不少人說，魯迅的作品，除了一些小說、幾篇散文和《野草》這本散文詩集，其余都沒有什么藝術性。這是完全站在現代主義興起以后西方的美學觀點下所說的話。我記得大陸小說家王安憶曾說：“魯迅的小說是嘲諷性的，而他嘲諷的常是典型，因此這種小說必然寫得很少，為了不重復，每種典型他都只寫一次。”這話說得極精準。我們只要把《吶喊》《彷徨》中的二十五篇小說好好體會，就會知道，魯迅沒有寫過兩篇相同的小說，而他的每一篇小說都值得我們細細分析（日本學者就是這么做的）。從這里就可以看出魯迅的苦心經營。

還有更多的人說，魯迅的雜文沒有藝術性，這純粹是誹謗，是為了抵消魯迅雜文的影響力而說的謊話。魯迅的雜文如果沒有藝術性，怎么會影響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而且至今還在產生影響呢？當我們不能用既成的美學規范來解釋這些作品的藝術性，而這些作品的影響力又那么明顯，那是我們所據以判斷的美學標準有問題嗎？還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們只能說，魯迅創造了一種新文體，使得文學專家們拿著手中所有的衡量尺把，卻一點也使不上力，這不反過來證明，魯迅具有極高的藝術獨創性嗎？

要表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內容，就需要創造前所未有的新手段。魯迅站在全世界反殖民抗爭的大潮流中，為了戰斗的需要，創造了人們至今尚不習慣的文學形式，但是影響力卻又那么明顯，這不是魯迅的偉大成就，還能是什么？

文/呂正惠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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