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談論啟蒙運動的人，自梁啟超以來，就更偏向于把它當作一個歷史范式，而不是一個特別具體的歷史進程來闡釋的。余英時先生曾經特別警告過西方歷史的“比附”（analogy）是危險的。這是審慎的建議。有時候，我們太習慣于把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依次放到一個鐵質的軌道上去，并且強調只有在這條軌道上前進，我們才能完成所謂的“現代化”。其實，現代性有其全球起源，把西歐歷史當作一種普世的人類經驗是不可靠也行不通的做法——這和是否承認啟蒙帶來的普世價值無關。如何去現代化是歷史路徑問題，啟蒙宣揚的理念是否是普世和現代的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我們可以宣揚啟蒙思想家提倡的價值，但并不一定要按照他們的方式去“啟蒙”人民。

其次，把啟蒙作為一種革命的序曲和前奏是一種歷史想象，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但是號稱啟蒙運動導致革命的觀點一定是站不住腳的；羅伯斯庇爾喜歡讀孟德斯鳩和盧梭，可是他在雅各賓俱樂部也打碎了愛爾維修的塑像，并圍堵《百科全書》派的成員。幾乎沒有什么啟蒙思想家支持革命，更談不上說鼓吹為了革命需要做出犧牲和制造恐怖了。

最后，在某種極端的語境中，啟蒙運動似乎帶上了某種救世主的身份，“通過啟蒙完成…….”是一種并不罕見的表達。近代中國常有一種全民改造的歷史方案，先知先覺的思想者希望“喚醒”民眾，希望“創造”新民。這些比喻停留在紙面上也就罷了，如果在某種社會工程學的理論下付諸實踐，特別還搞成一種權力驅動的群眾運動，結果則往往是反的。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個人、自由和一切人權。為了去除所謂的蒙昧，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奉同一種思想，而且去迫害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們，這樣的啟蒙是進一步欺騙，蒙蔽民眾的借口。那是對啟蒙的褻瀆。

像啟蒙時代的哲人一樣，今天的許多思想者也追慕古代的榮光，希望打破嚴酷的思想統治——這是一種自然的道德渴望，也是人生來的解放訴求。但是，稍有歷史感的人都能意識到，狄德羅的時代是不存在也回不去的，20世紀的極權政府遠遠比他們18世紀的同行有效率的多得多——今天，百科全書的四千位訂戶隨時都可能被扔進秘密監獄或是勞改營，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已經呆在里面等著他們了。啟蒙運動無力，也無需對于今日知識界對于說真話可能承受的苦難做出提示和解答，流放、監禁和死亡都不是那個尚可以稱得上是溫柔而優雅的時代常見的主題。我們也許會像啟蒙哲人那樣回到古代，回到自我，在那里也許有光，那是無邊的黑暗之中，蠟燭的一縷搖曳的微光吧。不過，正是憑借這微弱的光，正是憑借著記錄在《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中的那些直言片語，我們可以控訴二十世紀以來的種種罪行，并且渴望一個更有智慧和德性的社會，那正是啟蒙哲人的希望。

文/方曌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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