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WCDMA
回過頭來看，從1998年開始堅定拓展海外市場，是華為做對的第一個選擇題。年報顯示，華為的海外業務收入在2005年首度超過中國市場。當年華為全年銷售額為82億美元，海外業務占比為58%。之后，海外業務占比逐年攀升，至2008年穩定在70%左右。
在全球拓展的過程中，打入歐洲是另一個里程碑，而能夠進入歐洲市場的前提是對技術路線的選擇。
2000年5月，ITU（國際電信聯盟）正式宣布將中國提交的TD-SCDMA，與歐洲主導的WCDMA、美國主導的CDMA2000并列為三大3G國際標準。華為幾乎沒有猶豫就選定了將研發重心投入到WCDMA，它在中國的對手中興則選擇了TD-SCDMA。2000年，繼日本發放3G牌照之后，全球運營商陸續進入3G時代，歐洲也成為較早啟用3G網絡的地區。而中國直至2009年初才發放3G牌照。中國最大的運營商中國移動，直到2009年才獲得TD-SCDMA牌照，成為全球惟一使用這一技術的運營商。同年，聯通獲得了WCDMA牌照，開始在3G時代追趕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則啟動了CDMA2000的建設。
中國運營商缺席3G的這九年，正是華為在全球特別是在歐洲突飛猛進的九年。3G時代最終是WCDMA在全球占據了主流，這也進一步影響了4G時代的格局。
華為賭對了。2003年12月，華為承建的阿聯酋電信WCDMA網絡投入商用，成為華為第一個正式投入商用的WCDMA網絡。截至2008年初，華為累計斬獲超過100個HSPA/WCDMA商用合同，客戶囊括德國電信、沃達豐、英國電信、西班牙電信、法國電信等歐洲主要運營商。現在全球用戶數排名前20位的移動運營商中，有17個是華為的客戶。
至于中國市場，華為并沒有落下。“華為在TD-SCDMA第一輪招標中敗北，只有幾個點的市場份額。但我們很快將WCDMA上的技術積累往TD-SCDMA上移，在第二輪招標中追平競爭對手。到了第三輪招標，我們就已經很領先了。”任正非介紹。
當然，以大唐電信為核心的TD-SCDMA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看法。在他們看來，當時中國政府要求大唐向華為、中興全部開放相關專利，同時又不準其收費，為華為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中國3G牌照正式發放的那年，全球開始啟動LTE 4G網絡商用。華為與北歐運營商TeliaSonera合作展示了全球首個商用LTE網絡，并一舉拿下挪威運營商Telenor的LTE網絡項目，承建了當年歐洲最大一張LTE商用網絡。
正在展開的4G時代對華為是一頓水到渠成的大餐。所以，對于中國何時發放FDD LTE牌照，任正非并不著急，“反正只要發牌，華為就好好做”。“華為在全球已經做了很多FDD LTE網絡了，估計占到全球46%的市場份額。中國上FDD LTE，對華為來說不是什么難事。”任正非舉例，“羅馬教皇訪問韓國，在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30萬人，同時用高清設備拍照，是華為的FDD LTE網絡支撐的。”
2014年8月，中國電信選擇了華為，采用LTE技術為青奧會提供網絡通信保障。“習近平主席一講話，大家就拿起手機拍照。那可是八九萬人同時拍照，流量沖擊該有多大啊？華為的網絡不也支撐下來了嗎？”任正非說。
事實上，雖然還沒發放FDD LTE牌照，運營商已經開始組網了。2014年下半年，工信部批準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啟動TD-LTE/FDD LTE混合組網試驗。在中國電信多次LTE集采招標中，華為始終位列第一陣營。
GSA （全球移動設備供應商協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9月，華為已與全球運營商簽訂了300多個LTE商用合同，開通了150多張LTE商用網絡，超越了愛立信的138張。華為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華為在全球已建成154張4G網絡，份額達46%。
也是與全球化布局相適應，華為在創新和專利問題上的態度有別于一般中國企業。前述電信業資深記者克里斯托弗·拉甘，形容華為是家“極為創新”的公司。眾所周知，華為重視技術，長年堅持將10%以上的銷售收入用于研發。但任正非批評中國現在過于強調技術自主創新，而忽略體制創新、管理創新。即使是技術創新，華為也不追求必須自主創新，認為對后起企業合作創新更為現實。在剛剛踏足海外市場之初，華為曾與思科糾纏于專利訴訟，近年來通過研發積累了自己的專利，同時采取互相授權和付費的方式使用其他企業的專利。華為知識產權部北京分部部長閆新2014年在一次演講中透露，華為現在一年還要交約3億美元的專利許可費，但這換來了近400億美元的年銷售收入，“對華為是劃算的”。
截至2014年9月底，華為累計向3GPP（基于3G標準的第三代合作合伴計劃）提交15360篇LTE/EPC提案，其中2010年至今的LTE核心標準的提案通過數569件，占全球總數的25%，位居業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