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達顏汗與俺答汗等的關系

1618年，藏巴汗丹迥旺布魯成為紅教首領，建立噶馬王朝政權。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權后，對黃教（格魯派）施行摧殘迫害，并下令不許尋訪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自宗喀巴創建黃教（格魯派）以來，在西藏、青海和西康等地發展180余年，不僅受到廣大藏民崇敬，并得到蒙古王公的支持和擁護。1622年，格魯派尋訪到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羅桑嘉錯，六歲時，在四世班禪羅桑曲錯主持下（拜班禪為師），受沙彌戒、比丘戒。由拉薩三大寺僧眾迎至哲蚌寺坐床供奉，為五世達賴喇嘛。

當時，四世班禪、五世達賴因不堪忍受藏巴汗的壓制，離開拉薩，躲藏南山地區。“1641年，五世達賴密（駐青海）招屢立戰功的固始汗（名丹增卻吉嘉錯）進入西藏”護教。

1642年，固始汗增卻吉嘉錯，應邀率蒙古軍進藏，驅逐紅帽派首領藏巴汗，占領日喀則，盡奪噶馬政權。隨即將藏巴汗等俘獲處死，藏巴汗政權隨之滅亡。固始汗在奪得控制西藏大權后，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這位蒙古軍事首領把最高的宗教權利讓給與他合作的黃帽系的達賴喇嘛，這使得黃帽系，即格魯派占有超過紅帽系的優勢。又在蒙古頭領固始汗支持下，時年，十九歲的五世達賴執掌了西藏的宗教大權。

1645年，固始汗作為格魯派庇護者，贈予日喀則扎什倫布寺池巴（寺主）班禪·羅桑卻吉堅贊為“班禪博克多”（意為：大學者、大師）的尊號，并向他受戒求法。從此，為格魯派首領達賴、班禪的活佛轉世奠定了基礎。而固始汗直至1655年去世前，一直支配著統治全藏的政治權。

17世紀初，“后金”政權，推翻明朝的統治。后金統治者努爾哈赤，深知利用喇嘛教安撫西藏和蒙古各部，鞏固其統治權的重要性。于1621年，主動與西藏喇嘛教首領和蒙、藏封建主建立“聯盟”關系。據《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載：有一名叫：干祿達兒罕囊素的西藏喇嘛，不憚跋涉，東歷蒙古諸部，闡揚圣教。努爾哈赤對他頂禮膜拜，十分尊敬。同年，干祿達兒罕囊素圓寂，努爾哈赤下令為他建祀祈塔。努爾哈赤死后，清太宗皇太極繼皇位，起初他極力反對滿族信奉喇嘛教。后于1634年，征伐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兵敗逃青海大草灘病故。在察哈爾部的墨爾根喇嘛將該部珍藏的護法金佛“嘛哈噶喇”獻給皇太極。皇太極深知利用喇嘛教征服蒙古具有重要作用。一改反對喇嘛教，為提倡尊奉保護。當即向金佛行三跪九叩大禮。并于1638年，下令在盛京（今沈陽）西郊修建勝實寺供奉“嘛哈噶喇”金佛。

1642年，西藏達賴、班禪遣使與清王朝皇帝通好，建立“施主關系”。并派遣賽青曲結為代表，于1643年抵達盛京拜見皇太極。清“太宗親率諸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迎之，太宗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之禮畢，伊喇固克散（即賽青曲結）等奉達賴喇嘛之書及黃氆氌上，太宗立而受之，遂攜手相見。”1644年賽青曲結返回西藏，帶回清太宗致達賴、班禪、薩迦法王等人的親筆信和贈送盛多的禮品。

布達拉宮壁畫：五世達賴朝晉順治皇帝

清朝入關后，更對蒙古人信仰的喇嘛教大力提倡保護。順治時“尚有喀爾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以喇嘛之言是聽，因往召達賴喇嘛。”此時，恰逢漠北“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喇嘛”來蒙傳法。為此，順治帝即派遣使臣赴西藏問候達賴、班禪，并贈大量銀兩在各大寺熬茶、布施。1651年，順治帝又遣恰噶喇嘛、喜饒喇嘛二人赴西藏，敦請五世達賴前來北京會晤。次年，達賴率僧俗官員三千人，經青海抵京覲見順治帝。順治帝福臨“曲盡優渥”，隆重接待五世達賴一行。

1653年，達賴返回西藏時，順治帝在南苑德壽寺設宴為他餞行。并派遣禮部尚書覺羅朗丘、理藩院侍郎古達禮等赴代噶地方，送去清朝政府用滿、漢、藏文字鐫刻賜封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金冊。順治帝賜給“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金冊、金印，進而鞏固了達賴為西藏喇嘛教領袖的地位。同年，清朝政府又派遺大臣入藏，正式冊封控制全藏實權的蒙古固始汗為：“尊行文義敏慧固實汗”，并賜予用漢、藏、蒙文鐫刻的金冊、金印。 當時清朝政府沿未直接對青海、西藏行施統治權，對固實汗賜予金冊、金印，是對他擁有統治西藏、青海地區首領地位，加以承認和安撫。清朝政府承認達賴為西藏宗教領袖、固實汗為西藏政權統治首領，是對二者實行政、教分治的肯定。這一影響遍及于蒙古各部后，蒙古各部封建主聞風爭相派遣使者，紛至拉薩，向達賴喇嘛叩拜，供奉大量布施，熬茶誦經。更進一步密切了蒙古封建主與西藏格魯派宗教首領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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