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古代的地緣環境與擴張阻力

那么，為何中國疆域模式呈現了與其他歐亞大陸主體文明不同的疆域模式呢？這首先源于古代亞洲，尤其東亞區域國際秩序，長期處于中國一家獨大的不平衡狀態，而非以上三種文明的均衡狀態，相應造成區域國際秩序超越“叢林秩序”，走向更高階段的“和諧秩序”。亞洲大陸尤其東亞大陸上，中國由于地理環境的優越，長期保持了最大的經濟體與領先優勢，其他文明都處于受到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軍事輻射范圍之下，因此中國長期缺乏真正的有力競爭者，相應在建立中華亞洲秩序時，考慮重心不是消滅掉其他政權，而是保持亞洲國際秩序的穩定，以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從而竭力構建和而不同的和諧國際秩序，可稱之為“和諧秩序”。和諧秩序相對于叢林秩序，是更高一級的國際秩序，是人類社會在在經歷了無序競爭的極大破壞之后，在處理族群關系時，傾向于強調有序與共存。如果與自然界加以比附，叢林秩序相當于一群還未形成團體的動物，為了爭奪領導地位而混戰廝殺；而和諧秩序則是在首領經過長期廝殺之后，終于產生出來，開始帶領大家彼此合作。中華亞洲秩序的和諧秩序并非自然形成，同樣也是在經歷了均衡態勢的長期戰爭后，進一步上升優化而形成。具體而言，便是中國在先秦時期，經歷了部落、酋邦、春秋、戰國時期的長期頻繁戰爭之后，逐漸形成了“大一統”政治觀念與秦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從而開啟了中國強勢崛起并主導亞洲國際秩序的歷史大門。和諧秩序雖優于叢林秩序，但不能因此而稱中國文明明顯優于其他三種文明，而應該了解這一差異來源于不同的地理環境。即西歐、阿拉伯、俄羅斯所處較為惡劣的地理環境促使周邊地區一直保持均衡態勢，而中國所處較為優越的地理環境卻使中國得以率先進入一個更為高級的階段。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文明確實呈現了早熟的特征，而“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話語也不無道理。

其次，中國雖然在亞洲長期一家獨大，但內部卻長期處于南北對峙態勢，結構性內耗制約了中國在亞洲地區擴張的步伐，從而使中國長期無法實質性統一亞洲，而只能維持差序疆域格局。所謂中國的長期南北對峙，是南部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漢族文明與北部建立在牧業經濟基礎上的北族文明的長期對峙。這種分立態勢之形成，源于東亞大陸的地理環境。在中國北部亞洲內陸與北方平原接壤地帶，自東而西大體并列分布著兩大山系，“外山”系自東而西依次為大興安嶺、陰山山脈、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內山”系自東而西依次為小興安嶺、長白山脈、太行山脈、六盤山、賀蘭山脈、祁連山脈、阿爾金山、昆侖山脈。兩大山系不僅將中國北部邊疆分割成為三大地理空間，由北至南依次為典型亞洲內陸、內陸平原過渡地帶、內新月平原地帶；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濕氣流之北進，從而導致三大地理空間形成不同氣候特征，即分屬干旱氣候、半干旱季風氣候與溫帶季風氣候。受到地形與氣候條件影響，三大地理空間經濟方式與政治組織亦呈現截然不同之面貌。在典型亞洲內陸干旱氣候條件下，北方民族發展出單一游牧經濟；在內新月平原地帶溫帶季風氣候下，華夏民族與漢民族發展出精耕細作的農業經濟。除地方政權之外，中國古代王朝政權，基本皆分布于這兩大地帶。其中外山系陰山（包括狼山、烏拉山、大青山、灰騰梁山、大馬群山）以北、內山系太行山（包括支脈燕山）以南之地，分屬典型亞洲內陸東部、內新月平原地帶之中心地帶，尤其是王朝政權集中分布之地，中國歷史上較為著名之王朝政權皆分布于此，也即中國古代歷史變遷之主線索便存在于這一地區，可將這兩大地帶視為中國古代政治中心。

而在內陸平原過渡地帶，由于地形、氣候呈現出非典型與過渡性之特點，故而雖然具備發展游牧、農業之條件，但又非普遍推廣地帶。因此之故，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內陸平原過渡地帶便成為農業經濟、游牧經濟過渡并存、漢民族與北方民族爭奪拉鋸之緩沖地帶，山河交錯之地尤成為經濟生機蓬勃、又潛藏軍事危機的地區，也相應是漢民族（華夏民族）進占農耕地帶、防御北方民族的歷代長城分布地區；不僅如此，漢民族北上亞洲內陸時，亦可以借助當地農牧經濟，不僅有利于獲得給養，而且亦可發展騎兵，為與北方民族一決高下提供了戰術基礎。[16]反之，北方民族南下北方平原之時，不僅人馬可以獲得給養，而且農業經濟亦可補充游牧經濟單一匱乏之不足，有利于北方民族在中國北疆建立較為長久之統治。漢化之北魏政權在討論經略邊疆時，以征討北部柔然為先，其中便有獲利陰山之考慮。[17]唐詩人王建作《涼州行》，張籍作《隴頭》，司空圖作《河湟有感》皆記載了安史之亂后，吐蕃東進河西走廊帶來的農牧涵化情形。[18]

由此可見，內陸平原過渡地帶是中原王朝、北方民族爭奪之“核心邊疆”，占據了在這一地帶，便在南北關系中處于主動，驅逐對方或奪取政權。“云朔以北，沙漠以南，為華夷交界，從古戰爭之地。……西北邊防較別處尤重，此間屬南北管鑰，中外強弱之勢，即以其地之屬南、屬北定之。”[19]從中原王朝角度而言，秦漢、隋唐、明朝奪取核心邊疆，皆為進取漠北、驅逐北族奠定了基礎。從北方民族而言，奪取了核心邊疆，便建立了對中原王朝的軍事優勢，比如匈奴、突厥；甚至進一步轉化為政治優勢，得以統治黃河流域，乃至全中國，比如北魏、遼、金、元皆是如此。反之，失去這一地帶，便在南北關系中處于被動，被驅回本部或失去政權。從北方民族視角而言，比如“（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產禽獸。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后武帝奪其地，匈奴入寇無所隱蔽，過此未嘗不哭。”[20]再如祁連山“水草茂美，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羊”，“焉支山東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匈奴被逐出此山，從而有“亡我祁連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21]之悲歌。匈奴亦隨之由盛轉衰、西走中亞。從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中唐即“安史之亂”以后，漢民族喪失了對核心邊疆之實際控制，至五代、兩宋更正式失之異域，從而呈現先后受到沙陀、契丹、女真、蒙古壓制之歷史格局。蒙古滅金進程中關鍵的一步，也是奪取了核心邊疆。[22]

可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權得核心邊疆者得天下，失核心邊疆者失天下。中國古代南北政權對河西走廊或山后地區的充分重視，已充分顯示了核心邊疆在中國古代歷史變遷中的這一主體作用。相應，對核心邊疆與中國古代歷史變遷的關系進行整體考察，便系從地理的角度，構建中國古代歷史解釋模式的嘗試。考慮到地理相對于歷史，是客觀而更為根本的存在，這一解釋對于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長時段、整體性、結構性特征，具有十分明顯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漢學家、蒙古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將“核心邊疆”所指地帶，概括為“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或“長城邊疆”，并提出“邊疆形態”理論，即出身于長城邊疆的混合族群，多次建立了統一長城南北的大型帝國，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這類政權又被稱作“游牧人王朝”、“邊境王朝”。[23]其實揆諸實際，漢、唐、元、清等統一長城南北的政權的建立者，并非多數來自核心邊疆的混合地帶，而仍是來自于農業平原與亞洲內陸的典型地帶，只是分別進入核心邊疆之后，利用當地獨特的地緣形勢，才建立了疆域遼闊、民族多樣的大型帝國。因此，是地理而不是族群，賦予核心邊疆在中國歷史中特殊地位。

中原王朝邊疆擴張到一定時期、一定階段之后，遭遇了來自北方民族的阻擋，好像撞到了“邊疆墻”，一度，甚至在近世時期長期呈現“邊疆逆流”現象。漢族（華夏）政權、四裔政權，在不斷互動之中，雖然整體呈現出邊疆不斷外拓之格局，但面對漢族（華夏）政權的不斷壓力，四邊民族也不斷團聚，以對抗勢力逐漸壯大的漢族（華夏）政權。不僅如此，漢族（華夏）政權內部也不斷出現內爭格局，失敗者往往逃至四邊，與四邊民族相結合。所謂徐福東渡、箕子入朝，雖然都是傳說，但確實反應了華人不斷進入四邊之歷史脈絡。這兩條脈絡相合，促使四裔政權也不斷整合、壯大，甚至出現勢力超過漢族（華夏）政權的局面，從而進入中原，乃至問鼎正統，甚至統一中國。這在北方民族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雖然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不斷對中原政權構成威脅，如西周末年便有犬戎進抵鎬京、西漢白登之圍、中古“五胡亂華”、唐代“安史之亂”。以上諸事件都是邊疆呈現逆流，向內壓迫，漢族遭遇邊疆墻的阻擋，而頭破血流的標志性事件。

作為與漢族文明不同的異質文明，北族政權在內壓中原王朝之時，是否表現出別樣的疆域觀念呢？一方面確實如此，之所以稱中國古代文明“整體上”是“有限擴張主義”，中國古代疆域觀念“整體上”是“差序疆域”，便在于中國歷史內部同樣存在一定的異質因素，具有生成其他歷史取向的潛質與可能。但另一方面，這一脈絡最終在整體上被融合于中國古代差序疆域的邊疆主流模式之中。

由于匈奴與西胡系突厥、回紇皆起源于草原西部，距離漢地農業地帶較遠，因此對于吸收漢族文明，進行政治統治，并不具備太大的興趣，僅將漢族地區視為人口、財物掠奪的對象，但對于廣袤的內亞草原，卻具有很強的征服欲，因此而建立起以內陸亞洲為主體，并對農牧業過渡地帶有所控制的，疆域龐大的游牧行國。在中原王朝勢力弱小之時，匈奴、突厥、回紇對中原漢地形成壓制之勢，依靠朝貢貿易、戰爭掠奪等方式，維持龐大行國的存在。而當中原王朝強大之時，則改而西進中亞，甚至東歐。因此，雖然在中國古代，游牧行國對中原王朝構成了巨大軍事壓力，但由于經濟方式過于單一，時常在天災與內訌的沖擊下，以及在漢族政權的進攻下，而很快瓦解，呈現“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暴風驟雨式特征。雖對中國古代歷史進程具有直接而明顯之巨大影響，但卻僅停留于物理層面的碰撞，而未與漢族文明發生化學反應，從而成為再造中華文明的基本因子。其歷史角色基本停留于內陸亞洲的歷史定位，而未成為跨越內陸亞洲、新月平原的整合者，從而一直限于游牧行國的政權性質。其疆域模式雖然是中國古代另一種疆域模式，即“外向擴張主義”，但卻未進入并塑造中國主流疆域模式。

與之不同，東胡系民族鮮卑、契丹、蒙古、女真卻由于起源地生態多樣、靠近農業的緣故，具有接納農業地帶、整合不同文明的政治觀念，從而進一步提升為農牧國家甚至統一王朝。四個民族由于起源地、經濟方式、時代背景存在的細微差別，導致在接受漢化程度上，又有不小差別。

遼朝雖具有向華北漢地進一步蠶食的歷史條件，但可能延續了游牧民族與唐朝相處的傳統，習于接受經濟補助，而缺乏取代中原王朝的政治魄力，從而在南下幅度與國家制度上，呈現長期止步不前的歷史停滯。相對于北魏、遼、金、清，蒙古起源更靠近草原腹地，因此蒙古帝國最初以征服歐亞大陸，建立世界帝國為志向。經歷多番皇位爭奪之后，蒙古帝國呈現分裂之勢，其宗主國元朝由于開創者忽必烈統治基礎的相當部分在于漢地，于是呈現內亞、漢并重的地緣政治格局。相應，遼朝、元朝對于漢族文明的吸收與制度借鑒，都處于較為有限的規模。相應在疆域觀念上，也仍保持很強的內亞特征，而距漢族王朝的差序疆域觀念較遠，仍然屬于中國古代“外向擴張主義”疆域模式脈絡。

與之不同，北魏、金朝、清朝三個政權卻逐漸在中原漢族文明的影響下，逐漸接受差序疆域的觀念，逐漸自視為中華，而以地理空間更為遙遠、軍事力量更為彪悍的游牧民族為“夷狄”，比如北魏之視柔然，金朝之視蒙古。如果說以上兩個王朝只是實現了立場、視角的換位的話，那么清朝則實現了差序疆域觀念的空前擴展與整合。清朝一方面積極進行疆域擴張，實現了對滿族、蒙古、漢族、藏族以及南方民族地區的軍事征服與政治統治；另一方面在治國理念上，接受了漢族文明強調內政之觀念，從而在歷史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延續了中國古代中原王朝重視腹地農業文明、輕視東亞海洋文明的歷史傳統，仍將東亞、東南亞置于藩屬序列，而未直接征服。并在中外交流逐漸加強、發達之情況下，將更多、更為遙遠的已知文明，劃入新的差序邊疆格局之中，也直接奠定了當代中國疆域格局的基本面貌。或者說，清朝在繼承中國古代漢族政權、北族政權疆域觀念的基礎上，在充分開拓、奠定大一統、多民族疆域格局前提下，以漢族文明疆域觀念為主體，輔之以北方民族疆域觀念，[24]從而建立起高度發達、內涵豐富的疆域觀念體系，在廣大疆域空間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差序疆域格局，反映了中國古代疆域觀念與實踐的最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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