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面臨的挑戰
美國發現，自身的歷史經驗對于其所處的世界幾乎是未做準備的。兩個大洋保障了它的安全，使得它對“權力的平衡”概念不屑一顧，堅信要么能夠遠離其他國家的爭端，要么能夠通過堅持民主和自決的價值觀來實現普遍和平。除此之外，美國面臨著一個無與倫比的復雜世界，其中至少有著四個國際體系并存：
在美國與西歐的關系和西半球內部的關系中，美國那些歷史上著名的理念具有相當大的適用性。在這里，基于民主制度和經濟進步的理想主義和平發揮著作用。國家是民主的；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除了在邊緣地帶可能有種族沖突外，戰爭是不可想象的。糾紛的解決不是通過戰爭或戰爭的威脅。大西洋地區或者說西半球國家軍事力量的預備是對為了應對該地區以外的威脅，而非為了對付彼此而準備。
亞洲大國們比十九世紀的歐洲國家規模更大、人口更多，他們將彼此視為戰略對手。印度、中國、日本、俄羅斯，以及緊隨其后的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認為其他國家以及它們的組合，確實會威脅到自己的國家安全。這些權力之間的戰爭并非迫在眉睫，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亞洲的軍事支出正在上升，初衷是為了對其他亞洲國家進行防御（中國的某些軍事行動也是為其與美國就臺灣問題的戰爭做準備）。與十九世紀的歐洲一樣，長期的和平是可期許、甚至是很有可能的，但權力的平衡必然將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中東沖突與17世紀的歐洲沖突最為相似。它們并不像大西洋地區和西半球那樣源自經濟，也不像亞洲那樣與戰略部署相關，而是源于意識形態和宗教。威斯特伐利亞和平外交的格言在此處并不適用。當問題焦點不是某個具體的不公現象而是對方的合法性或者是對方的存在時，妥協就難以實現。因此矛盾的是，試圖為這些爭端提供一個絕對的解決方法很有可能會導致事與愿違，正如克林頓總統和埃胡德·巴拉克總理在2000年夏天的戴維營峰會之后發現的那樣（譯注：2000年7月，克林頓邀請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到戴維營會談，試圖解決巴以沖突問題，但以失敗告終）。試圖在各方認為是圣地的問題上進行“妥協”，必然會使他們的立場不可調和。
非洲大陸無法在歐洲歷史上找到類似的先例。雖然這里的四十六個國家稱自己為民主國家，但它們并沒有在統一意識形態原則的基礎上實施政策。非洲政治也不受“權力的平衡”概念支配。非洲大陸太大，而大多數國家權力可及的范圍太有限以至于無法談論非洲的權力平衡。而且，隨著冷戰的結束，非洲的大國競爭也基本消失了。此外，非洲殖民統治遺留下了諸多威脅，包括種族沖突、經濟嚴重落后和健康問題。當初為促進殖民統治而劃定的邊界將部落和民族分開，并將不同的宗教和部落聚集在行政區劃中，這些行政區后來成為了獨立國家。由此，非洲產生了野蠻的內戰，這些內戰已經發展至國際沖突；并且產生了足以對人類造成威脅的流行病。（西方）民主國家要在這塊大陸上為過去的歷史進行彌補，對于他們來說找到幫助非洲跟上全球增長步伐的方法是一項挑戰。國際社會有義務結束或者至少使減輕這里的政治和種族沖突。
國際體系的范圍和種類使得美國傳統的關于國際政治本質的討論大都變得無關緊要。事實上，無論是權力、價值觀還是國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關鍵決定因素，根本上都取決于一個國際體系發現自身正所處的歷史階段。美國外交政策一直在尋求一個神奇的萬能“公式”，因此面臨著一個特別的、目前尚未解決的挑戰：建立精妙的意識形態和長期的戰略。
不幸的是，國內政治正在推動美國外交政策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國會不僅立法規定外交政策，而且還試圖以過多的制裁對其他國家強行施加行為準則。許多國家現在發現自己受到這種制裁。歷屆政府都對此表示默許，部分原因是為了獲取國會對其他計劃的批準，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沒有直接的外部危險，對于政治生存而言，處理國內政治比處理外交政策更為重要。外國批評者提出的問題是，美國對于統治的過分追求，往往是對國內壓力集團的反應，國內壓力集團有能力通過在選舉時提供支持或是威脅進行報復來決定關鍵問題。并且壓力集團之間互相支持彼此的目標，從而為自己未來的主張創設條件。無論立法行動的優點是什么，它們的累積效應都會推動美國走向單邊外交政策和不定期的欺凌行為。與以外交對話為目的的外交溝通不同，法令是“不容討價還價”的，它幾乎等同于最后通牒。
同時，無所不在的、喧囂的媒體正在將外交政策轉變為公共娛樂的一部分。媒體間對收視率的激烈競爭使從業者對當下的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危機通常以有著明顯是非黑白的倫理劇方式呈現，而未被描述成歷史的長期挑戰。一陣興奮消退后，媒體就開始轉向新的熱點。在其巔峰時期，海灣和科索沃的危機或戴維營的首腦會議每天被媒體二十四小時報導。在那之后，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受到日常關注，而有些問題處于未解決狀態的時間越長，就會變得越來越難以處理。
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卻難以發展出一個連貫清晰的戰略，其中最深層的原因是三代人對于外交政策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對于美國應扮演的角色爭論不休。爭論中的主體分別是：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冷戰的老兵，他們試圖將自己的經驗運用至新千年的環境中；反越戰運動的堅定支持者，他們試圖將經驗應用于新興的世界秩序中；以及新的年輕一代，他們往往難以理解前兩代人。
冷戰戰略家試圖通過遏制蘇聯的政策來管理核大國間的沖突。雖然并未忽略非軍事問題（畢竟，馬歇爾計劃與北約對整體布局來說同樣重要），冷戰一代堅持認為，國際政治中存在一種不可削減的權力因素，并且這種因素是由阻止蘇聯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能力來衡量的。冷戰戰略家一代的數量已有所減少，并且，他們幾乎消除了美國思想在理想主義和權力之間的歷史張力。在由兩個超級大國統治的世界中，意識形態和均衡這二者的要求傾向于合并。外交政策成為零和游戲，一方的收益轉化為另一方的損失。
除了遏制之外，美國冷戰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讓被擊敗的德國和日本作為正式成員回歸新興的國際體系。雖然當時無條件投降僅發生在不到五年前，但經歷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美國領導者作出這種決定是有道理的。抵抗蘇聯的那一代經歷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而新政通過縮小美國人的期望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差距恢復了政治穩定。同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占了上風，以民主的名義進行了斗爭。
正是越南戰爭打破了意識形態和戰略的融合，這二者融合的思想現在被稱為“最偉大的一代”的思想。雖然國內所有參與外交政策討論的人都繼續肯定“美國例外主義”的那些原則，但直接將其適用到具體案件中卻引起了深刻而持續的爭議。對越戰經驗的幻想破滅使得許多以前為冷戰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人要么退出戰略領域，要么實際上對戰后的美國外交政策表示排斥。比爾·克林頓總統政府（最初由反越戰運動中的人員組成）將冷戰視為由于美國的不妥協所造成的誤會。他們排斥“國家利益”的概念；只有當權力是服務于某種“無私”的原因——也就是不反映出具體的美國國家利益時，他們才相信權力的作用。但冷戰并不是一個錯誤的政策——盡管有些錯誤的產生本就是對其進行追求的結果；它涉及到生存和國家利益的問題。
顯然，美國不能、也不應該回歸冷戰時或十八世紀時的外交政策。當代世界要復雜得多，需要更加差異化的方法。但它也不能承受反越戰時期的自我放縱或自以為是。無論如何，這些思想流派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的爭執對于1960年之后出生的人來說是深奧的、學術的。
這一代人還沒有產生能夠承諾持續而長期的外交政策的領導人。實際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是否需要任何外交政策表示質疑。在全球化的經濟世界中，冷戰后的一代人對華爾街或硅谷的看法與他們的父母對華盛頓公共服務的看法別無二致。冷戰后的一代人不會因公開表達追求個人利益而感到內疚。由于受到的是不重視歷史的教育，這一代人通常缺乏對外交事件的觀點。這一代人認為全球關系是安全的，算是作為他們私人生活中緊張競爭關系的一種補償。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最終將通向政治和諧與民主制度。
這種看法只是因為普通戰爭的危險已基本消失而具有合理性。在這樣的世界上，冷戰后一代美國領導人發現外交政策要么是經濟政策，要么是用美式道德來指導其他國家。理所當然地，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已經越來越變為一系列依附于美國政治議題的提案。
但經濟全球化并不能代替世界秩序，盡管它可以成為世界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經濟的成功將在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導致混亂和緊張的局勢，這將對世界政治領導層施加壓力。與此同時，民族國家正在以兩個看似矛盾的趨勢重建于世界各地：要么分解，要么融入更大的區域集團。
只要后冷戰一代的國家領導羞于心安理得地精心安排國家利益，就會逐步導致發展的停滯，而不是走向道德高地。當然，要想真正的美國化，任何國家利益的概念都必須產生于美國的民主傳統，并且關注民主在世界范圍內的生命力。但是美國也必須用其價值標準來回答一些難題：無論手段有多令人痛苦，為了生存我們該怎么做？無論可達的國際共識有多小，我們怎樣才能忠實于自身？如果有必要的話，如何完全通過自身力量來達成這些共識？我們糾正的錯誤有哪些是真正重要的？有哪些目標就是超越于我們能力之上的？
翻譯文章：
America at the Apex,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5, 2018
網絡鏈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merica-at-the-apex-1196
翻譯：湯心儀 來源：法意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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