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醫·明妃傳》中的蒙古瓦剌部人
明代由松花江、牡丹江流域森林草原帶逐步南遷的建州女真崛起，其南侵與建國模式仍如過去的遼、金等國—先以部落聯盟的組織力量南下，而后吸納各方部族及漢人移民、謀士，在此過程中其政治形式逐步變化，終于建立起混合草原國家、部落聯盟與漢式政權特色的后金汗國，而后南侵入關結束明朝，開創清朝統治之業。滿人所建的清朝仍與歷朝一樣，統治者所行的主要是保護、壟斷、分配、剝削各種資源的事。對于北方的草原部族，清朝在元代至明代蒙古之部、萬戶、千戶基礎上建立盟旗制度，此可說是森林草原之部落聯盟傳統的延伸，滿清皇帝也是最高的盟主。如此，長城內外已成為一體；長城的邊界意義已逐漸消失。
清代另外兩個發展趨勢也使得長城邊界漸泯。一是，長城內外的貿易往來更為密切；各級蒙古王公經常帶著蒙古商隊來京做買賣，沿長城地帶許多商業城鎮興起。更有許多漢商深入蒙古地區，他們帶入的物資與消費習慣，以及借貸、利息、抵押等商業法則，更使得長城內外在經濟上成為一體。另一個發展趨勢則是部分內蒙古地區的農業化。明代蒙古俺答汗以來便有許多漢民貧農逃出關外，在內蒙古中南部一帶開墾；清代以來進入這些地區的漢民愈來愈多，許多地方成為農區或半農半牧區。部分原來的蒙古牧民也成為農人、商人與工匠。長城沿邊的農業化、工商業化與城鎮興起，都使得游牧者更受制于社會階級、消費習慣、利息抵押、勞工薪資等規范，而失去其移動性。
清朝1907年的長城
河湟與西北邊郡
青海東部河湟地區的高原河谷，如前所言，在游牧經濟的起源以及漢代游牧人群與漢帝國間的互動等方面，都與長城外的蒙古草原以及東北的森林草原有些不同。秦漢時期沒有長城隔絕漢與羌，這也顯示對中原地區而言西北的河湟、河西都是可擴展的邊疆，而非應排除于資源邊界外的異域。
東漢時居于河湟的羌人一般稱作“西羌”，遷于洮河以東關隴一帶（約指今甘肅、寧夏中南部與陜西西部）的羌人被稱為“東羌”。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寧夏及陜西西部的“東羌”聚居于羌村，他們從事農作，信仰佛教，與鄰近漢村民眾差別漸泯。部族豪酋家族子弟更習讀經書，講求儒家人倫名教，自稱是“有虞氏苗裔”、“周王子晉之后”或“夏后氏之后”，也就是黃帝子孫。在戰亂中，西北邊郡的羌人有時配合漢軍與匈奴、鮮卑及其他羌部作戰，或在難以生存時相結逃離漢朝邊郡，或與漢朝內的邊緣勢力（難民與盜匪）相結而在關中到處流竄掠奪。甘肅、寧夏、陜北等地的農民原來生活便很艱苦，稍有自然災難或戰亂人們便要設法相聚互保，或投靠能給予保護的地方強權。由于從外地遷來的羌、氐、匈奴等部族多聚族而居，他們的領袖豪族平常便有保護其族人的力量，因此在亂世時很容易吸引許多無助的民眾投入其群體中。當其勢力壯大時，便在西北邊地建立起王國政權，割據一方。所謂五胡十六國，許多皆為西北邊郡的“五胡”所建。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發生在河湟及漢朝西北邊郡的歷史，形成一個歷史軌跡。此也就是，河湟與漢朝西北邊郡的歷史命運密切相聯；其過程大約是，河湟羌人入侵或被移徙于漢朝西北邊郡→他們聚族而居并逐漸漢化→其豪強招納流亡、擴張勢力并建立割據一方的政權。后來許多的歷史發展都循此軌跡，因此，也形成一種歷史本相。
隋唐時，華夏稱甘肅西南之洮河流域至川西北的諸游牧部落為“黨項”，認為他們是漢代羌人之裔，所以也稱之為“黨項羌”。《新唐書》記載，黨項“以姓別為部，一姓又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也就是說他們有層層的部落組織，但各部落間難以產生統一全體的領導中心。該文獻又稱黨項部落中沒有法令、沒有賦稅，各部落間常相互劫掠以及報血讎；這也表示在應對資源不足的問題時，本地人群傾向于以對內分配、爭奪來解決。這一切都與漢代西羌的情況沒有差別。隋至唐初，有些黨項族落經常掠奪中原王朝的西北邊郡。除了征討驅逐外，隋唐將一些歸順的黨項族落移入西北邊郡以便轄控；此作為也和東漢對付羌人的方法類似。
公元7 世紀，吐蕃興于藏南并北向擴張。在此王國的發展過程中，最關鍵的步驟便是吞并青藏高原東緣的蘇毗、黨項、吐谷渾。吐蕃之所以能迅速擴張，并對唐朝之西北造成嚴重威脅，主要原因便是其能凝聚這些被泛稱為“羌”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利用他們常用于內斗的武力侵入唐朝國西北疆，以分配掠得的物資來強化此軍事聯盟的凝聚。唐朝恐黨項、吐谷渾部族為吐蕃所用，因此讓大量黨項部族移入于今日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等地。8 世紀中葉，內徙的黨項各部常相結為亂，他們或成為東侵的吐蕃軍劫掠的對象，或加入吐蕃軍以掠奪唐朝州縣，或加入唐軍以對抗吐蕃。總之，因黨項羌為處于吐蕃與唐之間的許多分散部族，這些部族各自選擇有利于己的生存之道。在如此亂局中，特別宜于黨項羌各大姓家族勢力發展。這些相當漢化的大姓家族，各自招徠族人，吸納各方流離亡叛，盤踞一方；此情況又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陜甘一帶的羌人豪帥類似。
唐朝閻立本《步輦圖》，現藏故宮博物院。貞觀十四年（640），吐蕃王松贊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祿東贊到長安通聘。《步輦圖》所繪是祿東贊朝見唐太宗時的場景，是漢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誼的歷史見證。
9世紀時，在立國約歷200年后吐蕃各部“種族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主要原因為其無力消弭內部因資源不足而生的部落戰爭，也無力約束各大小部落的“移動力”—不只是空間上的移動，也包括“認同”上的變遷—與自作抉擇的能力。在東邊，進入陜甘、寧夏等地的羌人部族，如漢晉時期的羌人一樣，很快地融入中原王朝西北疆的政治、經濟與族群文化中，相反的，他們與吐蕃的關系反而日益疏淺。亂世利于舉族（部落）遷來關隴的羌人豪酋擴張其權勢，唐末五代時期夏州黨項李氏便是如此的地方豪強。10 世紀末至11 世紀，該家族的李繼遷擴張其勢力，其孫李元昊建國大夏（1038至1227 年）。在宋與夏之爭奪下，許多原來行游牧或農牧混合經濟的黨項羌部族或成為大夏治下之民，或被宋朝移入邊境州縣內。被移入宋、夏農墾區內的黨項族漸成為定居農人，留在青海東部與鄰近甘肅地區的黨項羌人則仍行游牧或農牧混合經濟，此與漢代羌人的結局相同。
所以，到了宋代一切又回到原點。除了在青海地區曾短暫出現領域小的確廝啰政權（996 至1065 年）外，高原河谷游牧地區沒有再出現過較大的政治體。居住于河湟以及今日“朵”（約指青海東南部說安多語的藏族地區）、“康”（約指川西大渡河流域及鄰近岷江上游地區）過去被泛稱作“羌”的各部落，在深受吐蕃文化影響后，被中原之人泛稱為“番”或“西番”，然而他們經常在相互侵奪、復仇的部落、村寨戰爭中，仍有如漢代之西羌，并沒有太大改變。
從以上這些歷史中我們可以得知，河湟與關隴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關隴移民常隨中原之軍政勢力進入河湟，占據谷地，造成河湟變亂。河湟有亂，便有大量河湟部族入侵或受迫遷入關隴，并造成關隴之政治社會動蕩。在關隴之亂世中，容易出現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或王國政權，部分此種政權之建立者其祖源為河湟之族。河湟與關隴有如此密切關系，然而歷史上平“羌”或討伐“番”的將領往往來自于關隴。這些將領，如漢代的段颎與民國時期之西北軍閥馬步芳，他們都深知羌人（或朵康之人）自為其主、相互掠伐的部落特色，因此能利用各部落間的矛盾，聯合或吸納一些部落來打擊其他部落。
摘自《游牧者的抉擇》，王明珂 著，北京世紀文景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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