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想象的歷史機遇
勞乃宣的方案是為袁世凱量身定制的，袁世凱如果仔細斟酌，不論在辛亥，還是后來，假如堅守“帝制他為”，而不是“帝制自為”，在中國人意義世界完全喪失，共和政治威權基本不再，利用某個特殊的政治危機時刻，盡量爭取多數同意，還政大清，相信結局或許依然不理想，但袁世凱的歷史際遇，歷史評價一定不一樣。
然而，袁世凱沒有接納勞乃宣的“私人訂制”，帝制自為將自己送上了絕路。袁世凱去世，并沒有使中國政治困境得到紓解，后袁世凱時代的政治危機依然非常嚴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張勛等人繼續推動向君主立憲體制回歸，他們不是沒有看到袁世凱的失敗，而是認為袁世凱敗在“自為”，而他們從開始就沒有“自為”絲毫意思，因而袁世凱突然去世后，張勛和他的同志不僅不認為帝制是條不通的路，反而認為他們遇到了非常難得的歷史機遇。“張勛則不然，其戀戀故主，實出真誠。癸丑三月，曾與劉公幼云等密謀發難于濟南。事泄而止。及二次革命起，赴約國璋按兵不動，以要袁氏復辟。國璋不允，又不果。袁氏既死，其志愈決，日與諸公密相計議。時黎元洪繼袁位暱于民黨；北洋諸將自二次革命時，與民黨結怨甚深；以黎之暱近也，頗憤之。張性情贛直，無所瞻顧，諸將有所憤而欲發者，恒推張為首以爭之；張亦樂以一身擔之而不辭，遂隱然有為諸鎮盟主之勢。”
張勛在袁世凱之后地位漸重，一方面因為他是那個時代軍政要員中很少直接表達如此明白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的，他的政治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人們可以不同意，甚至堅決反對，但畢竟他直截了當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有坦誠的一面；另一方面，張勛在袁世凱之后中國政治格局中權重一時，主要是因為袁世凱之后再也沒有絕對的維權人物，甚且在中央政府層面，諸強相爭不相上下，京外最具實力的張勛在這樣一個特殊情景下脫穎而出。
在中央政府層面，后袁世凱時代，沒有一個人可以像袁世凱鼎盛時期那樣一言九鼎，重大問題可以找到一個妥協的方案。此時的中央，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兩強“府院之爭”，外加國會，以及復雜的各政黨，在對德絕交、參戰等問題上各派政治勢力互不相讓，無法妥協。中國政治陷入一個死局中。
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并希望中國能夠一致行動。假如中國此時有足夠力量，站在美國方面當然不成問題。無奈此時的中國困難重重，“立即產生了財政上的問題。古老的中國在現代世界事務中采取了果敢的步驟。他現在可能要投入戰爭。投入戰爭要花錢的，并且需要錢以備萬一真的投入戰爭——中國在對內對外方面都確實需要整頓好他的財政。袁世凱稱帝，結果留下來一大筆債。共和國需要靠新的國家信貸系統和開發自然資源來加強他的地位。目前共和國的債額相對說來還是小的，對億萬公民的稅收率也是低的。情況基本上是好的。自夏季以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會不會由于給中國提供一億美元的貸款，從而給中國帶來一些企圖統治中國和把中國分割成‘勢力范圍’的債主呢？”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國務總理段祺瑞力主追隨美國，對德宣戰；而大總統黎元洪則不以為然。段祺瑞為達到參戰目的，電召各省督軍前來北京開會，商定外交大計。4月25日，督軍團會議開幕，山東督軍張懷芝、湖北督軍王占元、直隸督軍曹錕、江西督軍李純、河南督軍趙倜、山西督軍閻錫山、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安徽省長倪嗣沖、綏遠都統蔣雁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晉北鎮守使孔庚，以及浙江、陜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黑龍江等省及熱河，均派有代表“待抒懷抱”。會議結果，一致贊同內閣方針，決計對德宣戰。
在這個與會名單中，我們沒有看到當時最有力量的軍事強人張勛。張勛沒有出席，實際上是另有安排，是有意不來。而他的地位、號召力，又是所有督軍中最強的，具有領袖群倫的意思，其重要性日趨凸顯。黎元洪、段祺瑞等爭相拉攏，希望張勛站在自己一邊，利用特殊地位影響各省督軍。然而，就在會前，阮忠樞密信張勛，介紹了黎段兩方的期待，并建議張勛應守的立場：
“總統府秘書唐君郛鄭（名浩鎮，常州人），系黃陂之親家，與張小松同鄉至好。黃陂對于此次軍事會議，深恐各省督軍受芝泉之運動，贊成與德宣戰，而亟盼我公來京，反對此舉。因令郛鄭往告小松，意欲使小松赴徐勸駕。小松則推薦道堅，電約道堅到京，由郛鄭介紹私謁黃陂。但道堅、小松均不主張我公北來，因謂公之宗旨，本反對參加戰團（加入協約一方面）。不如先去一電，請公電致中央，力持反對之議；如將來有必須面達之言，再由道堅前往等語。黃陂允之，囑由道堅等擬電（道堅、小松并將賤名列入），送府拍發。”
這是黃陂黎元洪對張勛的期待，希望他站出來反對段祺瑞的參戰主張；而這一點也是張勛已經表露的立場，但阮忠樞建議張勛不要來，不要為黎元洪加持。
至于段祺瑞，也對張勛抱有很大期望。仍據阮忠樞報告，參加此次會議的倪嗣沖告訴他，
“此次會議，系由伊發起，先商諸東海、芝泉，均極端贊成；曾電約大樹，大樹不來，我輩亦不強其必至。緣彼既不來，正可推定武作一領袖，執壇坫之牛耳。而贛鄂兩督軍，究屬北洋系中人，向雖屈服大樹，此次與之離開，正可設法，俾與定武聯成一氣，是以切盼定武北來。并云兄（指樞言）此來極好，我正與香巖商量，擬請兄來津，如能赴徐一行最妙；如暫不赴徐，亦擬請兄去電勸駕。因此次會議，表面上雖為對外，實則對內有許多作用，有極大關系。弟問系何作用？丹忱謂對內視對外尤重，如內政不修，內患環伏，尚何必談外交？姑先外交言之，我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對加入，即各省督軍，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斷言，其與我同一意見。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變計，知乃經抗議絕交，則第三步文章，決無可以中止之理。其反對議論者，約計不外五種理由，我皆可以諸層將其駁倒（其所言甚長，似皆一偏之見，故不贅述）。定武如不北來，則我等近日研究所得者，不能詳晰面陳，定武勢必抱定最初主見，而于個中情勢，莫由了然，故不得不盼其速來。然我輩所注重者，不僅在此，最要緊者，莫如對內。中國之勢力仍在北洋系，華甫為北洋重要一分子，又居于副總統地位，而對于此次會議，國家存亡所關，竟推脫不來，是自己甘心放棄。且其近來名譽掃地，正可乘此機會，排而去之。至現在內閣，雖不必完全改組，但閣員中如某某部總長，聲名狼藉，必須更換，另選賢能。現行內閣制，名為責任內閣，則一切用人行政，元首不得加以干涉。府院權限，必須厘定分明，即如命令蓋印等事，均須詳細規定。如黃陂不以為然，即可借此推倒黃陂。倒黎排馮，即可擁戴東海。此系千載難逢之機會，斷斷不可錯過。如此做去，中國庶有轉機，內政庶有希望，然后始有外交之可言。東海并非不肯出山，但決不肯做第二人。如東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將內政整理，國勢略定，再由東海之手，歸還舊主，其勢尤順而易。凡此種種問題，以現在地位、聲望、魄力而論，均非待定武前來解決不可。”
定武，即張勛；東海，指徐世昌；大樹，華甫，即馮國璋；丹忱，倪嗣沖；芝泉，段祺瑞。阮忠樞，袁世凱幕僚，且與袁世凱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對于北洋系，對于民初政治均有極大影響。他向張勛復述倪嗣沖這段話，即最后那幾句——“如東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將內政整理，國勢略定，再由東海之手，歸還舊主，其勢尤順而易。”——對張勛誤導最甚，后來幾個月的歷史走勢，都可以從這段話中找到痕跡。
這段話迎合了張勛這一批保守主義者的情緒，以“倒黎排馮”，推舉徐世昌作為前置條件，漸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內務，然而找準時機將政權還給宣統，物歸舊主。這是相當一批北洋舊人內心深處的一個愿望，畢竟他們當年是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們的責任，而“民國不如大清”又讓他們內心有點不安，尤其是袁世凱帝制自為失敗后，如何將權力安全地轉給宣統，帝制他為而不再是帝制自為，是這批保守主義者的基本共識。阮忠樞的復述讓這個行動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盤手至少在這個時候就是段祺瑞，倪嗣沖只是將段祺瑞的意思說了出來。
張勛對黎元洪、段祺瑞兩個陣營的邀請、示意，均沒有給予積極回應，而是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準備，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機遇，把握得好，中國政治從此踏上坦途，一舉解決辛亥國體變更后遺癥，重建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一個有效率的威權體制和秩序。
順著阮忠樞的思路，張勛沒有在黎段之間選邊站，而是繼續駐守徐州，密派心腹機要赴南北各地，與主張還政于宣統的各派勢力接洽。商衍瀛在天津與張鎮芳、雷震春甚至商量了利用武力配合宣統復辟的行動計劃，梁敦彥基于外交背景集中討論了對外交涉，“主張乘機即發，不必專以抗德為題，宜痛陳內政之不善，帶說外交失敗。我勢若成，各國不必顧慮。若日本之野心，亦在因應得宜而已。”
在張勛等人看來，中國當時最大的困擾在權力結構，因此要有一個根本解決，要有制度性變革。只有完成了這一步，剩余的問題比如府院之爭，對德宣戰等這些枝節問題必將迎刃而解。但在黎元洪、段祺瑞等人那里則不這樣看。
4月25日的督軍團會議，已經就中國參戰問題達成一致。5月1日，國務會議通過對德宣戰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閣員面請黎元洪核準，黎元洪也明白答應只要國會通過，他就履行總統在命令上蓋章的責任。此后幾天，為了爭取兩院議員認同，段祺瑞，以及各省督軍都通過各自的關系與議員們溝通。
5月10日，眾議院舉行參戰案審查會。就議員黨派構成而言，即便當天的審查無法通過，但也不至于太尷尬。然而，段祺瑞的手下太想一舉通過了，于是找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什么“公民請愿團”，包圍議會，以民粹手法威脅議員必須在當天通過此案，否則就不讓議員出去。
公民團事件讓相當一部分議員非常惱火，他們分批謁見黎元洪，希望總統出面調解。農商總長谷鐘秀、司法總長張耀曾、海軍總長程璧光憤而辭職；外交總長伍廷芳微行出走。至此，段祺瑞內閣只剩了段祺瑞一人。
11日，段祺瑞在府學胡同私邸召集親信共商對策。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建議段祺瑞辭職，另組多黨派合作的“國防內閣”，專力應對參戰問題。但徐樹錚、靳云鵬、傅良佐，以及在京各督軍等均以為不可。權衡利弊，段祺瑞放棄了辭職念頭，繼續努力，讓督軍團成員各顯其能與議員聯誼，并派員到上海等地疏通宣戰案，爭取議會早日批準。
各方疏通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5月19日，眾議院復議宣戰案，議員褚輔成動議，“謂閣員辭職者甚眾，不如緩議，俟全體內閣改組，再行討論。”當時以229人對125人，未投票者54人之結果，多數通過，即以此意咨復政府；蓋至此已將參戰案暫時擱置，而轉為變相的不信任段祺瑞而欲其辭職。后經屢次疏通，均無效果。
眾議院出乎意料的做法讓段祺瑞、督軍團惱怒不已。當天（19）下午，督軍團在倪嗣沖私邸召集緊急會議，研究系的重要人物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并出謀劃策。他們決定采取最后一個步驟，對國會再施以壓力，迫使其通過參戰案，否則督軍便聯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就程序而言，眾議院暫停討論參戰案，轉而探究內閣信任，并不違規。但是這些督軍畢竟缺少議會政治的訓練，不明白議會政治的真實意義，甚至不清楚議會終究不敢否定參戰案，議員們的刁難，其目標只是爭取宣戰之后的話語權。這些軍人太霸道了，山東督軍張懷芝是一個樣子粗暴的大塊頭，他在省議會對著議員講話時竟然這樣說：“你們像一群聚在大籠子的鳥。如果你們規規矩矩，并且唱一些悅耳的歌兒的話，那么我們就喂養你們；否則，你們就什么都沒得吃。”
軍人公開干涉外交，并以此為借口破壞國會，終究不是一件體面的事。因此，在徐樹錚建議下，督軍團只能撇開參戰案，“借口國會憲法二讀會中所通過的憲法草案條文，嚴重地違反憲政精神，呈請總統解散國會。”督軍們認為這個主意相當高明，決定采納實行。你審查還補充了一個意見，就是總統如果拒絕解散國會，各督軍便聯名辭職，宣布不負地方治安的責任。大家也齊聲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們，這樣做也是不妥當的。因為憲法尚未完成，假如憲法不良而請解散國會，未免言之過早，不如改做兩個步驟：先呈請總統咨文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如果國會拒絕改正，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此外，各督軍相約不離京，可能產生另外一種后果，如果總統命令北京軍警監視你們的行動，你們就會成為政治俘虜而無用武之地。聯名辭職也有可能引起一種相反的后果，督軍在自己的地盤內以辭職為要挾手段，是可以嚇倒總統的。在北京辭職，如果總統一概批準。而以你們的部下來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裝，成為手無寸鐵的人。因此，不如在總統拒絕解散國會的時候，打伙兒離開北京，回到防地進行反抗。
根據這個方案，督軍團當天呈請黎元洪咨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文曰：“日前憲法會議二讀會，及審議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眾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眾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查責任內閣之制，內閣對于國會負責。若政策不得國會同意，或國會提案彈劾，則或令內閣去職，或解散國會，訴之國民。本為相對之權責，乃得持平之維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議決時，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憑；提案彈劾，尚須罪狀可指。所謂不信任云者，本屬空渺無當。在憲政各國，雖有其例。較無明文內閣相對之權，應為無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參議院之同意。我國參眾兩院，性質本無區別，回護自在意中。欲以參議院之同意，解散眾議院，寧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內閣于時時顛危之地，更侵國民裁制之權。憲政精神，澌滅已盡。”
關于責任內閣的權利，督軍們也有自己的看法：“且內閣對于國會負責，故所有國家，法令雖以大總統名義頒行，而無一不由閣員副署。所以舉責任之實際者在此，所以堅閣員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總理，為國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經國務員副署。是任命總理時，雖先有兩院之同意為限制，而罷免時，則毫無牽礙，一惟大總統個人意志，便可去總理如逐廝役。試問為總理者，何以盡其忠國之謀，為民宣力乎？且以兩院鄭重之同意，不惜犧牲于命令之下。將處法律于何等，又將自處于何等乎？”
對憲法草案更激烈的指責是，“至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層，議會專制口吻，尤屬顯彰悖逆，肆無忌憚。夫議員議事之權，本法律所賦予。果令議決之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則議員之與法律，無不可起滅自由。與‘朕開口即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異？國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權，將同歸于消滅，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議員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國家治理，能乎不能？”
督軍們認為，正在二讀的憲法草案問題太大，“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為國家計，是以自絕于人民代表資格，當然不能存在。”因此，為國家前途安危計，“惟有仰懇大總統權宜輕重，依然獨斷。如其不能改正，即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
這個呈文推年齡最長的孟恩遠領銜，督軍、都統以及部分代表二十多人在上面簽名。張勛不在北京，沒有在這個呈文上簽名，但他在第二天專電督軍團，支持解散國會，聲稱“勛當力持正義，為諸公后盾。”倪嗣沖當天將呈文送交國務院，請其轉呈大總統。徐樹錚在呈文上加蓋了一個將軍府的大印，另外擬就一份解散國會的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黎元洪當天就看到了這個呈文。他認為，各省督軍一個人資格，以國民一份子的資格，就憲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見，原無不可，但是聯名提出來，并且要求解散國會，這就不是在軌道以內而是在軌道以外的一種行動了。總統為國家的最高行政首長，沒有干涉國會制憲和解散國會的權力。他愿意以個人資格邀請國會議員談話，代表各督軍表達對憲法草案的意見。但是對于各督軍送來的這個呈文，黎元洪決定不予批答。
20日，黎元洪邀請國會中各政團領袖——政學會的谷鐘秀，研究會的湯化龍，益友社的吳景濂，政余俱樂部的王正廷到公府談話。黎元洪介紹了督軍團對憲法草案的意見，希望國會自動改正。各政團領袖表示對此并無成見，他們愿意將這些意見轉達給本團體的議員進行考慮。由此可以感覺到，盡管議會、總統府、國務院之間有諸多不同意見，但是如果用心溝通，和平相處，對許多重大問題并非完全無法取得共識。
談話將結束，或問黎元洪，如果督軍團一定要解散國會，總統有什么辦法對付？黎元洪說：“我抱定了九個字的主意：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也就是說，在任何條件下，既不解散國會，也不對德宣戰。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英文《京報》揭露段祺瑞以允許日本訓練中國軍隊和控制兵工廠為條件，向日本借款一億日元。這個條件是“二十一條”中曾經出現過的內容，因而引起輿論大嘩。
段祺瑞率領各省督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動中國追隨美國，對德國宣戰，加入戰團。在他們看來，宣戰的障礙主要在議會，因而他們不遺余力試圖推翻議會。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人盡管希望中國盡早對德宣戰，但美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很難接受軍人們發動反對國會的政變。在這個微妙時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曾與外交部次長陳籙進行了一次私人談話，他對各省督軍不在自己的省份處理緊要事務而聚集在北京干涉中央政府感到奇怪。芮恩施還讓這位次長清楚地理解，“為了執行參戰政策而發動任何推翻國會的運動，決不會得到美國的同情。”芮恩施知道這位次長和督軍們過從甚密，他一定會將美國公使的意見轉達給督軍團，也會報告給黎元洪、段祺瑞。
或許是美國的看法，或許是其他因素，總之，黎元洪對于督軍團的態度沒有趨軟，反而日益強硬。21日，他邀請督軍團呈文領銜者孟恩遠入府談話。黎元洪誠懇表示，解散國會在約法上是沒有根據的。當前的問題在內閣而不在國會。段祺瑞已經無法繼續干下去了。因此，解決時局困擾的樞紐，惟有總理辭職，另外組織一個健全的內閣。黎元洪透露，他準備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經羲、趙爾巽四個人中間選擇一人繼任國務總理。孟恩遠表示愿將總統的意見轉達各督軍，即由公府退出，前往曹錕住所召開督軍團緊急會議。會議散后，孟恩遠又單獨前往公府見黎元洪，介紹督軍們討論結果，仍然建議維持段祺瑞內閣。
當天（21）晚上，督軍團又在府學胡同段祺瑞住處舉行會議。會議結束，大約十一時，就有一批督軍，或各省軍事代表實踐“打伙兒離開北京”的計劃，乘坐特備的火車前往天津。據芮恩施目擊，他當天獲知消息后，迅速驅車前往車站，“我們穿過前門，一路看到大街上有許多馬車裝載著軍用品和家具急速地馳過。還有許多輛汽車也正在從這些馬車旁急速地馳向車站。月臺上一些軍隊在忙亂地把各式各樣的軍用品搬進車廂。我們的朋友督軍們正在聚集在一輛特等客車里。”
第二天（22）中午，黎元洪為美籍法律顧問威洛比博士餞行，芮恩施應邀作陪。芮恩施發現黎元洪的心情很愉快。督軍們遭受挫折，使他心里非常高興。“一切危險都過去了，”黎元洪宣告說，“我要免段將軍的職，組織一個新內閣，并且讓國會在不受強迫的情況下決定參戰問題。”芮恩施為了想要知道黎元洪為什么那樣信心十足，就問他將啟用誰來代替段祺瑞和他的內閣，以及他是否相信不同那個重要的黨派聯合，政府能維持下去。“哦，我想是能夠的，”黎元洪向芮恩施保證，“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芮恩施又進一步追問，問他準備依靠什么人，黎元洪的答復使芮恩施“感到說不出的驚訝。”黎元洪說：“張勛將軍會幫助我。”張勛漸次成為時局轉變的關鍵人物。
但是，芮恩施對張勛并不看好。他認為，黎元洪依靠的不是張勛提出的主張，而是張勛與段祺瑞的不和。黎元洪雖然對于政府具有十分現代的概念，但對于這件事他卻繼承者中國人的一種強烈的本能，就是企圖使一些強有力的人之間互相對抗，而從中制勝。
在天津，據聞各督軍往訪徐世昌，爭取支持，但徐世昌拒而不見，不愿現在沾惹黎段之間的是非。各督軍漸漸分成三派，一派有倪嗣沖、張懷芝等三四人，準備前往徐州，往商張勛，請張勛領銜電請解散國會，留總理換閣員，否則一律辭職，以為要挾；第二派有孟恩遠、趙倜、田中玉等，返回任所，遙為聲援；第三派就此脫離。在徐州的張勛，此時也“有電報到津，拒絕督軍等來徐，然彼等因計劃既歸失敗，亦未便貿然回任，務欲力勸張少軒（張勛）引入彀中，共策后圖，故赴徐州矣。”
5月23日凌晨一時三十分，李厚基、王占元、張懷芝、倪嗣沖自天津乘車南下，前往徐州。并邀請與張勛關系甚密、同樣具有強烈復辟傾向的雷震春、張鎮芳同行。雷張二人婉辭，以為張勛“自有宗旨，非聽人指使者。”眾督軍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復辟，余等助之復辟可也。”于是二人遂允偕行，于是眾督軍與張勛在復辟帝制上無須商量而達成了共識。這是“丁巳復辟”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節點。
既至徐，眾督軍欲張勛為之泄憤，然張卻以淡漠待之。時，黎元洪免段祺瑞國務總理的命令已經發布，而眾督軍在旅途中，并不知道；張勛“出京電相示，眾愈嘩。張遂語之，曰諸君既欲泄憤，則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義而興師乎？既無名義，則只得聽之耳。遂其入內。是夜，又得免倪嗣沖職，以安武軍歸張節制，及免朱家寶職之令。張命人以京電出示于眾。眾怒洶洶，請張出共議。久之，未至。眾排闥逕入，謂張曰：公意必在復辟，余等誓從公后。張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須堅定不渝。眾曰諾。乃皆定約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進行：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位，三復辟。”
眾督軍如此爽快，讓張勛錯以為帝制復辟大業確實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1917年“丁巳復辟”再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