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綜合中國政治文化近代以來的演化，基本上是這樣一個過程，即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這個過程不斷地被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故打斷，又不斷地但緩慢地進行著。二十世紀以來，這個轉折尤為突出。產生這種轉折有多種原因，西方社會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的“示范”效應首當其沖。明顯的是，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并沒完成，處于逐漸遞進的過程。在許多情況下，“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只是一種向往或理想，現實進程更為蹣跚。“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輕而易舉地被變革，而只有現實變革了，它才會發生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往往不同步。

伴隨著這個進程，是本土政治文化結構一而再，再而三有力地表現出來。近代至今，中國政治文化的主體結構遇到幾番徹底轉向。近代結構對古典結構的否定，首先使千年沿襲的價值系統受到威脅，新的價值系統開始移植進政治文化，生長發育，形成“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雙重價值系統。更大的轉向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近代結構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價值系統，它本來與中國社會的人倫秩序和社會秩序就有距離，所以根基不牢。最近結構是近代結構所依賴的價值系統的對立物，邏輯的結果是對近代結構的否定。于是，中國政治文化具備了三重價值系統，其中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排斥其他兩者。最近結構發展，由于種種原因，走向片面，發展到極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系統，在心理深層和意識深層為極“左”思潮及實踐創造了氛圍。這套偏向的價值系統通過政治權威和強制逐步建立起來，曾在中國社會發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左”的思潮以至十年動亂，不僅有體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適應助長它的文化氛圍。這應是最有啟發的歷史教訓。

1949年后，近代以來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的步伐放慢了。除了人們主觀上否定以西方民主主義為基礎的價值系統以及它不適應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原因之外，還有更為神奇的原因。深究之，西方民主主義源于法學世界現，即將國家與法規視為社會的主導力量和決定因素，這和它從封建社會產生的條件有關。馬克思主義不同于法學世界觀，它是一種社會學或經濟學世界觀，即注重市民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內在機制和內在關系，注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表現的社會形態，政治和政治文化被確定為受前者制約的因素。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民主主義的基礎上超越這種價值系統，從更廣闊的層面改造社會，推進人類生活，力圖通過變革廣義社會文化（包括經濟文化和生產文化）變革社會。在這里，跨過一級臺階就可能產生迥然不同的結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并沒有馬克思主義力圖超越的那種價值系統。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被無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環境，繼續生長，甚至介入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的價值系統，表現為一些奇特結合與聯體。一些古典結構的東西掙脫了近代結構對它的壓抑，變換形態在可能的空間復生。制度因素不發達，社會有序就得依靠文化，這是非常現實的，并非有意識的選擇和設計。這一歷史跨步一方面使人們越過了反對封建主義的階段，另一方面也使人們超過歷史條件追求未來社會的價值系統。只有經過了歷史考驗和現實的風風雨雨之后，人們才清醒地認識到政治文化建設上應何去何從：其一是根據中國社會的實情確定立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合乎實際的定位；其二是清除封建主義殘余，也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言，現在應當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

近年來，中國政治文化進入最有意義的轉變時期。這場轉變的動力來自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轉變。既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得到或面臨全面的改革。文化形成體制，體制也可形成文化。三十多年來高度集權體制形成的文化氛圍在這場改革中必然會轉變。政治體制的改革更為直接地推動了政治文化的轉變，思想解放、民主體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標的確定、教育發展、文化開放及許多具體制度的建設助長了政治文化的轉變。這場變革的意義不亞于以前的變革。只不過它剛剛開始，至于結果如何，還有賴于具體進程。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重新確定中國社會的各項生活原則，意味著對以往主導原則的再檢討。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也是一種再造。這便是政治文化的轉變。這場轉變較為全面、深刻、徹底，原因有二：一是對1978年前形成的極“左”政治文化價值系統的否定，二是對整個最近結構的再檢討。在既存體制尤其是政治體制發生轉變的條件下，政治文化的轉變是必然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恢復了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演進。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以變革和健全體制為目的，與以往以思想改造為主的政治發展途徑不同。當然，究竟哪一種更適應中國社會，則是一個有待探討和實踐檢驗的問題。

中國政治文化處在轉變之中，過去的成份正在消失或應當消失，新的成份正在產生。處在這樣一個轉變階段。就會具有許多轉變初期的特點。其中最根本的是作為政治文化核心的價值系統在辭舊迎新，舊的被否定了，新的正在形成。目前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總體特征是：（一）政治敏感性高。這是由長期的熏陶培養出來的。一項民意調查統計表明，參加調查的94.22％的公民贊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54.14％的公民對自己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感到驕傲，分別有74.95％和85.65％的公民對“如果國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愛她”和“如果國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背叛她”表示反對，表現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強烈的“戀國情結”。（二）政治認同低，雖然政治意識高，但對政治體系和政治價值系統認同不高，這是因為這兩者本身就處在變化之中。表三和表四證明了這一點，認為要改革政治體制的在表三中達72％，在表四中達66％。表五表明了公民對政治領導的看法，認同水平也不高。這里有一種悖論：一方面長期培養了公民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又缺乏認同對象。這一矛盾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現象，以及一些政治心理上的浮躁和行為騷動。這也是轉變時期不可避免的。關鍵在于要充分認識這個情況，以促進政治文化的轉變。（三）政治知識差。政治知識指對政治權力、政治體制、政治規范，政治功能等的認識。由于政治文化本身始終處在轉變之中，嚴格的、科學的政治知識正在孕育，政治知識差可以想象。以往的政治知識已不適用，也是原因。另一個原因在于政治社會化程度低，表六顯示了這一點，知道憲法的達75.15％，但了解最清楚的只有1.60％。在其他各個方面，情況也不例外。這種狀況顯然不利于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的發展。（四）政治感情淡，即公民對政治體制或政治權威的歸屬感、眷戀感淡薄。由于一度的政治動亂和政治體制的自我革新，人們一般對政治體制持批評態度。這是政治文化轉變時期的必然現象，表三、表四、表五均反映了這種傾向。另一項抽樣調查顯示，被調查的人74.4％認為沒有政治民主，即使經濟搞上去了也不能算真正的現代化，81％的人表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這在新舊體制交替時也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對一種體制的感情，要看它的運轉以及它所帶來的實際成效。以上四個特征是中國改革大環境的產物，有利有弊。有利之處在于它們有助于新政治行為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不利之處在于它們無助于政治穩定和政治體制的有效運行。在目前的條件下，應當充分認識這種政治文化結構可能帶來的積極的和消極的作用。

這并非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弊端，而只是轉變中必然會出現的狀態。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正萌發著前所未有的新成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創造精神、平等精神、競爭精神等因素已有一定程度的弘揚。這對中國政治文化和實際政治的發展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五）

言政治文化處在轉變之中，就是言政治文化處在發展之中。依據前面分析的各層結構，我們可以剖析一下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問題。政治文化的發展，必會涉及政治文化的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涉及其功能結構和成份結構。在實際生活中，這些結構不可分離，是總體性的轉變。總結歷史變革，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還是傾向于走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道路，這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最新的轉變使之更加明朗化了。不過，這只是其目前階段的走向。

客觀地說，“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各有千秋。哪種政治文化更適應中國社會，要參照社會特點、民族特性、心理特征和政治狀況等因素。最新轉變前中國政治文化的結構包羅了一些消極或非現代的成份。“左”的思想長期存在，封建殘余縈繞不散，新舊因素匯合，造成一些特定的屬性，如民主觀念和法制觀念薄弱，政治責任感漫漶，參政意識朦朧，權利觀念淡薄，權力意識畸形等等。政治文化的發展就是要克服這些成份，納入積極的、民主的、創新的成份。問題可以歸結為：創造能創造新行為的社會文化，改變能改變行為模式的心理積淀。政治文化更新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制度顯示出優越性的重要條件。

政治文化可以分為認識、情感、評價和態度等幾個方面，但這些方面并非等同的。一種政治文化的形態如何，最關鍵的是支撐其骨骼的價值系統如何。從哲學分析來說，還可以進一步追尋價值系統的源頭活水。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一直處在轉變之中，基本原因就在于價值系統不斷新陳代謝，而且速度太快，間隔大小，不等一種價值系統滲透社會政治文化，新的價值系統已經取而代之。如杜維明先生所說，中國的近代歷史有著許多斷層，每隔五年十年就發生一次根本性的轉折或折騰，各個斷層時期構成其復雜的多層傳統文化心理，使得現代中國人缺乏一種統一的、明確的、持續的歷史感。時下處于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還不能說確立了確定的價值系統，由于這個原因，才產生了我在第四節中分析的種種現象。傳統的價值系統，近代的價值系統都沒有生根，也沒有消彌。至于前者，原因恐怕在于人們沒有找到揚棄傳統的真正有效的途徑，也沒有具備充分的客觀物質條件；至于后者，原因恐怕在于它沒有找到適合的土壤。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也在自我更新之中，沒有轉入相對的穩態。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基本上圍繞著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展開，一旦這個主軸變動了，整個政治文化就勢必要轉變。假如新的價值系統不能較快構筑，政治文化就會失去集聚的核心，發散開去，從而產生種種消極結果。

因此，對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來說，當務之急是形成新的價值系統。這個價值系統不是憑空臆想的，它一方面要符合客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能夠從更高的高度催發出推進客觀發展進程的文化氛圍和精神氛圍。只有新的價值系統建立并充分社會化了，前述狀況才會得到改觀。從構筑價值系統來看，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面臨三項任務：

第一，認真反思共時性結構，探索古典結構、近代結構和最近結構價值系統的精華與糟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使古典結構中代表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性的成份真正得以繼承和發揚，將其自身具有的變通性與現代精神結合起來；使近代結構中體現現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點，找到生長的機制；弘揚最近結構中表現人類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執領價值系統。唯其如此，這三者才能有機結合，水乳交融，擺脫長期以來存在的相互不適或相互排斥的局面，以將本族和外族、傳統與現代，現實與理想統一起來。

第二，積極改造共時性結構。不論是共時性結構的哪一種，或按照何種方法分類的共時性結構，都應增添新的成份。新的成份的萌生可以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現實社會的發展和推動，二是來自人們的注入和推進。從目前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具體進程和具體要求看，中國政治文化需要擴張參與、民主、協商、平等、權利、責任、競爭、法制等成份。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變革，這些成份將會增長，并堅固起來。

第三，切實鑄造價值核心。政治文化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圍繞一定的價值系統去生長和發育。中國政治文化目前面臨的首要工作是鑄造價值核心，也就是價值系統中的中堅概念。要不然，政治文化的發展，就會象杜威所講的那樣，由“習慣、成見、階層利益和體現在制度中的傳統等去決定了。”長時間中，中國政治文化存在的一些問題均與價值核心不穩定有關。價值核心其實并非高不可及的東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幾個概念。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后，形成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基本價值核心，從而在幾百年時間里培育了一種政治文化。中國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示的核心觀念也主導了那時的政治文化。但最近結構中缺乏這樣的價值核心。言其沒有形成，有多層含義：一是在原則上沒有形成，二是有的話也沒有傳遍政治文化，三是沒有實現代際傳播的價值實體。建國之后，一直在批判古典結構和近代結構的價值核心，對于塑造自己的價值核心注重不夠。馬克思主義本身是超越法學世界觀的，但在從未有過法學世界觀的中國，它帶來的結果并不都是積極的。所以，今天鑄造價值核心，就是把握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的總體過程，選擇有利于這場轉變的核心概念。

政治文化不能獨自轉變或發展，需要現實物質運動的基礎。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最終取決于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走向。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本質上反映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和人倫關系。梁漱溟先生言，中國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二者一致而不分；張岱年先生言中國哲學合知行、一天人和同真善；王亞南先生言，中國的家族制度、社會風習與教育思想成為政治制度內部的“一種機能，一種配合物”。他們都將中國政治視為與文化水乳交融的東西。盡管中國政治文化自古至今滄桑巨變，但不能說全然改觀。時至今日，這種機制仍然存在，并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現代化的大幅度推進，這種狀況將發生有史以來激動人心的變革。可以相信，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和商品經濟的發達，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將會獲得更為廣大的更新基礎。

作者：王滬寧 來源：《復旦大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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