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阻止西方國家對印度大規模的軍事援助，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還致信英國首相：中國的意圖是獲得屬于本國的領土，并不是“軍事侵略”印度；巴基斯坦希望沖突范圍不要擴大，但對印度提供大量武器援助會導致印度擴大戰爭；他還表示，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將惡化巴印關系，目前印度大部隊仍聚集在巴印邊界，印度80%以上的軍隊是用來對付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最后呼吁，目前的問題不應是向印度提供武器和彈藥，而應通過處理克什米爾問題讓巴印不再成為彼此的威脅。
在這場反對西方國家對印度大規模軍事援助的輿論戰中，巴基斯坦政府主要闡述了三個觀點：一是中印邊界沖突是印度挑起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穆罕默德·阿里公開譴責印度挑起了戰爭，“我們感覺這次沖突源于印度不現實和不合理的外交政策。如果印度真誠地將其政策確立在和平與睦鄰關系原則的基礎上……目前的沖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二是中國不會大規模“入侵”印度和南亞國家，1962年11月22日，阿尤布·汗召開了軍政高級官員國務會議，討論在中印邊界沖突爆發后的新形勢及其對巴基斯坦安全的影響，會議得出的結論是：中印邊界沖突很大程度上是有限活動，將局限于兩國爭議地區。阿尤布·汗也在眾多場合反復強調，中國的行動目標有限，不會大規模“入侵”印度，在其自傳中，他譴責美國認為中方越過喜馬拉雅山和阿薩姆東部邊界襲擊印度的結論非常荒唐。三是英美向印度提供大規模的軍事援助將威脅巴基斯坦的安全。早在1961年7月訪美期間，阿尤布·汗就闡述了對西方國家軍事援助印度的看法：“印度的武裝力量是我們的三倍，其中不到15%是真正對付中國的，其余的則是用于反對巴基斯坦。在這種形勢下，如果給予印度任何武器援助，巴基斯坦都將感到不安，巴基斯坦國內反對這一行動的輿論將急劇增長。這還將讓我們與美國的友好關系變得十分緊張。”1963年3月22日，阿尤布·汗再次向英美駐巴基斯坦大使陳述西方國家軍事援助印度的危害，主要包括：給予印度更多的軍事援助將破壞巴印穩定；將破壞巴印軍事力量平衡。總之，巴基斯坦努力讓西方國家相信，中印邊界問題需要通過和平協商予以解決，中國不可能對印度發動大規模攻擊，印度夸大中國的威脅以得到西方國家的軍事援助，在中國對印度不構成軍事威脅的情況下，這只會對巴基斯坦構成威脅。
在巴基斯坦輿論一致的反對聲中，英美等國擔心阿尤布·汗采取反西方措施甚至是轉向與蘇聯和中國結盟，開始致力于安撫和拉攏巴基斯坦政府。1962年11月17日，英、美、加、澳四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緊急會晤，認為應該迅速安撫巴基斯坦，美國大使還建議肯尼迪在11月21日前公開宣布：如果美國對印度的軍事援助被用于攻擊巴基斯坦，美國將援助巴基斯坦；美國仍是巴基斯坦的朋友并理解巴基斯坦在印度次大陸的核心利益。他還建議肯尼迪向阿尤布·汗保證：在繼續給予印度任何軍事援助前要與阿尤布·汗協商；美國政府將盡早施壓，以促使印巴就克什米爾問題舉行雙邊談判。在西方國家的督促下，尼赫魯同意開啟印巴會談。然而，因印巴都堅持本國擁有對克什米爾的主權，從1962年12月到1963年5月，印巴進行了6輪會談卻毫無結果。
在與印度舉行會談的同時，巴基斯坦政府也積極推進巴中邊界談判和雙邊合作。1962年10月12日，中巴兩國正式開啟邊界談判，12月28日，兩國發布聯合公報，就實際存在于兩國之間的邊界的位置和走向取得了原則協議。西方國家認為，巴基斯坦接近中國主要是為了解決克什米爾問題而向西方國家施加壓力，同時也意識到巴基斯坦有著與中國接近的眾多動因，如避免中巴沖突、達成中巴邊界協議、通過中巴接近打擊印度和西方國家、擴展外交活動空間，等等。實際上，中巴處理邊界問題的重大意義在于兩國互信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從而為兩國合作掃除了障礙。
四、中巴邊界問題的解決與兩國互信的建立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與眾多周邊國家之間的邊界糾紛，中國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和平協商的方式進行處理，并與尼泊爾、緬甸等國達成邊界條約。而印度政府拒絕與中國重新劃分全部的邊界。
中國與鄰國處理邊界問題的誠意為巴基斯坦所接受，巴基斯坦國內的輿論強烈要求政府調整外交政策，改善巴中關系。阿尤布·汗也意識到，從地緣戰略看，巴基斯坦需要與中國改善關系，巴基斯坦需要讓中國相信巴基斯坦是真誠和友好的。此后，巴基斯坦政府積極促成巴中邊界談判，擴大兩國合作。
中巴邊界談判的順利開展顯示了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和處理方式比較相近，如都認為中國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壤的邊界從未正式劃定，雙方同意，這段邊界以傳統習慣邊界線為基礎，并參照自然地形本著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精神予以劃定。在接受巴基斯坦媒體訪問時，周恩來總理高度肯定巴基斯坦的立場，“巴基斯坦政府沒有堅持麥克馬洪的領土主張。這顯示巴基斯坦希望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巴基斯坦采取了平等和公正的態度”。
中印邊界沖突爆發后，巴基斯坦輿論和政府都表達了支持中國的立場，譴責印度挑起了邊界沖突，認為印度有意夸大中國的威脅以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這進一步拉近了巴中兩國的關系。此外，中印邊界沖突在客觀上使中巴兩國有了共同立場，如增加了中國和巴基斯坦處理邊界問題的緊迫感。更為重要的是，中印邊界沖突后，阿尤布政府認定印度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威脅，在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寫給肯尼迪的信中，他強調印度近15年來一直是巴基斯坦的主要軍事威脅，印度在中印邊界沖突后將自己偽裝成“受侵略”和“受壓迫”的一方，事實上它卻一直威脅和不同程度地恐嚇周邊小國。對于英美等國極為強調的意識形態威脅，阿尤布·汗認為：“巴基斯坦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種充滿希望的思想——巴基斯坦人放棄這種意識形態并接受一些外來生活哲學是難以想象的。”
在1963年3月中巴簽署邊界協定后，兩國間的互信大幅度提升，中國外交部部長陳毅說：“這個協定的簽訂，是中巴友誼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阿尤布·汗也高度評價巴中邊界協定，“關于邊界劃分的協定是巴中關系發展的第一步。它的唯一目的是消除未來沖突的可能原因。但協定的一個結果是中國人開始信任我們，我們也感到可以放心地與他們打交道”。
在中印邊界沖突前后，巴基斯坦的對華態度從懷疑到敵視再到信任的改變，也與中國的外交努力有關。中國一直希望與巴基斯坦建立友好關系，對于巴基斯坦與西方結盟乃至一度追隨美國推行敵對政策，中國一直保持克制的態度，并未支持印度的克什米爾主張。中國對巴基斯坦的友好政策最終贏得了巴基斯坦輿論的支持，“中國不是巴基斯坦的敵人，特別是在對待克什米爾問題上，中國持不介入的公正立場，從不偏袒某一國，使巴基斯坦人民大加贊賞”。正是在巴基斯坦國內輿論的推動下，巴基斯坦政府最終下定決心調整對華政策，主動對華示好，阿尤布·汗還親自提出巴中邊界談判的要求。在巴基斯坦表達友好誠意后，中國在邊界問題上做出了積極回應，周恩來曾指示對巴基斯坦的工作“要通過反復耐心的工作，解除巴對我們的疑慮”，“交朋友要坦誠相見，講心里話，說話算數，不搞虛偽的那一套，使人覺得我們是可以信賴的”，他還要求駐巴基斯坦大使向巴方領導人反復講明，“雖然我們兩國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不同，但我們完全可以和平共處，長期友好合作。我們不搞輸出，決不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各國走什么道路，靠本國人民自己選擇”。中國的真誠友好態度，終于消除了巴基斯坦的對華疑慮。
在中巴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和走向合作的過程中，兩國與印度的矛盾特別是中印邊界沖突確實是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但只能算作是催化劑，而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巴基斯坦繼續將中國看作是主要威脅，阿尤布政府可以選擇繼續深化巴美合作以尋求美國的援助和保護，甚至可能為了應對“威脅”而與印度達成妥協。巴基斯坦對中印邊界的沖突反應經歷了從聯印制華到聯華反印的轉變，這一變化是巴基斯坦在外交困境之下的現實主義選擇，也體現了巴基斯坦對中國的認同和信任，而這種認同和信任正是巴基斯坦與中國建立友好合作關系的重要基礎。
文/鄧紅英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 2017 (1) :91-99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巴基斯坦對中印邊界沖突的反應及其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