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本哈根綜合癥”到“風險理論”

從權力政治角度看，“哥本哈根綜合癥”的出現與德國新領導人對俾斯麥時代歐陸均勢的厭棄以及對“世界強國”地位的向往有關。在威廉二世看來，歐洲強國的身份并不值得羨慕，它在積聚和使用力量方面受到諸多限制，尤其需要提防其他國家的聯合制衡；但如果德國邁過了歐洲和世界之間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成為了某種和英國類似的“世界強國”，歐洲國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它的能力了，而德國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懲戒任何挑戰者。但到1896年為止，這種世界強國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英國，而它可以在德國越過“臨界點”之前就摧毀后者。

與這種對世界權力的癡迷相伴隨的是對暴力絕對作用的崇拜。柏林有一個有趣的邏輯：既然不列顛可以在1807年破壞丹麥的中立、對其進行預防性打擊，那么在1896年它也完全可以不顧國際道義，先發制人地進攻德國。這一論點的潛臺詞在于，只要成為了“世界強國”，國際道德的約束力就不復存在，就可以為所欲為：類似的“中二病”和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是完全吻合的。而因為馬漢經典海權學說的流行，在1890年代，每一個德國人都相信只有建立強大的海軍才能獲得更多殖民地和世界強國的地位。于是，問題就變成了如何在英國眼皮底下打造這樣一支艦隊。

從德國人開始覬覦海上強國地位的第一天起，“被哥本哈根化”的不安就籠罩著他們。1897年，這種郁躁癥達到了第一個高潮，當時海軍參謀馮?施羅德上校（Ludwig von Schroeder，一戰末期出任波羅的海戰區海軍司令）認定英國即將對德開戰，他建議實施“反哥本哈根化”行動，搶先對英國進行偷襲。施羅德制定了一個入侵比利時和荷蘭的計劃，準備從低地國家的港口派出幾支艦隊，首先摧毀英國東部海岸的港口和艦隊，隨后運送兩個集團軍在泰晤士河口登陸，為了確保突然性，行動將以不宣而戰的方式進行。
當然，并不是所有德國人都如此喪心病狂。海軍部國務秘書提爾皮茨海軍少將明確指出了施羅德計劃的脆弱：“如果缺乏來自本土的支援，單靠兩個集團軍根本不足以在英格蘭站穩腳跟。”而當時還是一支近岸海軍的德國艦隊既沒有能力實施跨海登陸，又不可能為兩個集團軍提供后續支援。提爾皮茨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興建一支“風險艦隊”（Risk Fleet），一支其“實力只須使最強大的海軍要毀滅它都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代價之高將損及其世界海軍的地位；于是只要想到此種風險，即足以產生嚇阻作用”的艦隊。若能擁有這樣一支艦隊，德國遭遇“哥本哈根化”的概率將被壓縮到最小程度，同時又能獲取世界強國地位；而因為這支艦隊主要采取防御態勢，它并不需要大到和英國海軍并駕齊驅的地步。在這一“風險理論”（Risk Theory）指導下，第二帝國議會于1897年和1900年先后通過了兩次艦隊法案，決定將海軍一線主力艦增加到38艘，并以追趕英國作為長期建設目標。

但“風險理論”也存在明顯的漏洞：從當下直到“風險艦隊”最終建成的那一天之間，有一個為時不短的“危險區”（Danger Zone），如果英國在“危險區”之內對德國海軍發動哥本哈根式打擊，德國人依舊沒有還手之力。為了降低被摧毀的概率，除了加快造艦速度、以盡可能縮短“危險區”外（這種做法直到1907年后才被采納，因為倘若德國海軍的實力在短期內出現井噴式上升，則它們是針對英國而非法俄的動機就會暴露，提爾皮茨很忌憚這一點），還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出配合，盡量緩和英德關系，為造艦計劃爭取時間。

威廉二世（左）和提爾皮茨（正對鏡頭者）

名不副實的“世界政策”

圍繞著“風險艦隊”的建設，德國從1897年起開始推行一項內涵龐雜、兼顧國內與國際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在國內，提爾皮茨引導輿論宣揚“大海軍-國際影響力-世界強國地位”這組三位一體的必然性，使工商業利益集團和鼓吹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成為海外殖民以及大海軍建設的擁躉；在國際上，它傾向于采取中間路線，避免立即陷入與英國或法俄的沖突，以贏得穩定的外部環境。但就本質而言，這項政策完全是短期性和功能性的：德國決策體制和社會結構的缺陷并沒有因“走出歐洲”而得到解決，而“世界政策”除去提供了一張“世界強國”的畫餅外，別無其他藥方：1897年之后，德國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像樣的海外利益。

至于“大海軍可以為德國提供保護海外利益的工具以及通往世界強國地位的直通車”，更是不折不扣的神話：德國那點可憐的海外利益遠不需要一支世界第二大艦隊來保護，至于和強國地位匹配的工業實力以及經濟增長，借助以鐵路為代表的大陸經濟模式也可以獲得。在國際上，德國賴以確保生存的歐陸安全已經陷入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另辟蹊徑去追求一個虛幻的海外帝國，無異于舍本逐末。

當然，由于英國在非洲和遠東問題上分別與法俄兩國存有沖突，加上財政壓力對皇家海軍復興計劃的影響，1898-1902年的英國并不介意與德國建立更密切的關系，這似乎為提爾皮茨的海軍計劃提供了外部保障。但德國人在三次結盟談判中表現的“大國”架子十足，他們主觀地認定英國與法俄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而德國挾實力為倚靠，正好爭取倫敦更大的讓步。結果，德方提出的結盟條件不僅要求英國在大陸上幫助德國對抗法俄，并且希望在殖民地上也分一杯羹，儼然要和英國平起平坐，這無異于變相脅迫——英國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緩解外部壓力的臨時盟友，德國人卻指望一勞永逸地實現世界強國之夢，并且自信滿滿、毫不讓步。于是，倫敦馬上轉向巴黎，1904年英法達成協約，整個柏林再度被“哥本哈根綜合癥”所籠罩，獲得了強援的倫敦看上去又有先發制人的資本了。

德國的回應是向剛剛和日本開戰的俄國伸出友誼之手，這一回，他們甚至打算把“哥本哈根綜合癥”也傳染到彼得堡。德國駐俄海軍武官馮?欣茨上校（Paul von Hintze，一戰末期出任外交部國務秘書）一本正經地告訴俄國人，在他們的太平洋艦隊已經被日本困住的情況下，英國隨時都有機會把歐洲的俄國艦隊也一舉消滅，只有和德國結盟才是可取之道。但外交部國務秘書馮?里希特霍芬（Oswald von Richthofen）看出：“與俄國結盟對我們打贏一場海上戰爭價值基本為零……另一方面，它還會大大增加與英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危險。”果然，1904年10月北海誤擊事件之后，英國開始懷疑德國是彼得堡的幕后推手，威廉二世及其幕僚再度被嚇得魂不附體，擔心會在圣誕節之前遭遇一場哥本哈根式偷襲。海軍總參謀長比克瑟爾中將（Wilhelm Buechsel）請求陸軍總參謀長施利芬伯爵抽出兩個集團軍去入侵丹麥，控制日德蘭半島并關閉斯卡格拉克海峽，以便把北海的艦艇轉移到波羅的海，防止它們被費舍爾的突襲摧毀；但施利芬宣稱陸軍需要同時準備與法國作戰，只能抽出6個師。結果到了1905年底，德國國內的對英恐慌甚至擴散到了大眾中間，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某鄉村委員會領袖致電海軍部，宣稱他預見到英國海軍將不宣而戰。

那么，英國人是不是真有把德國艦隊“哥本哈根化”的打算呢？1905年2月，英國海軍部文官委員阿瑟?李（Arthur Lee, 1st Viscount Lee of Fareham）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宣稱：“皇家海軍將在其對手從報紙上讀到宣戰聲明之前就對其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費舍爾也的確有過對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想法。但1905年初的德國海軍僅僅擁有16艘前無畏艦，其中4艘還是艦齡超過十年的舊貨，根本不可能對皇家海軍造成值得一提的威脅，當然也不需要加以“哥本哈根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國在1905年3月爆發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表現拙劣，它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

德國之“被包圍”

德國在摩洛哥并無生死攸關的利益，威廉二世選擇在1905年發難，無非因為法國的頭號盟友俄國正深陷遠東，英國則不愿為法國的專屬利益冒歐洲大戰的風險。倘若德國抓住時機，壓迫法國在摩洛哥讓步并達成協議，新締結的英法協約就可能出現裂痕，柏林甚至可能借法國之力推動德俄盟約的締結，一如俾斯麥時代借德奧同盟吸引俄國入伙。

但威廉和霍爾斯泰因在緊要關頭犯了低級錯誤——為了造成德國乃是歐洲外交仲裁者的印象，他們效仿1878年的柏林會議，企圖組織一次國際大會來商討摩洛哥問題。殊不知，俾斯麥在1878年之前已經通過一系列條約和保證把德國變成了列強的中間人，召開會議不過是形式；而1905年時的德國在歐洲只有奧匈這個不靠譜的盟友，唯一的勝算是利用法國的暫時孤立，壓服其單獨妥協。但威廉二世過于看重牽頭國際會議的“面子”，加上日俄戰爭后德俄一度接近結盟（德皇企圖利用俄國戰敗的機會將其“帶回歐洲”，于1905年7月在比約克島與沙皇會面，雙方草簽了盟約。當時德方希望法國也加入同盟，但俄國隨后反而以法國不支持為由宣布擱置盟約），柏林對德法俄同盟的前景想入非非，白白放棄了良機。結果在1906年1月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法國果然翻盤成功，德國折騰了一場一無所獲。

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以后，“費舍爾要來了”（Fisher was coming.）的陰影繼續此起彼伏。但相對于此前僅僅擔憂英國偷襲的情況，現在的德國處境更加險惡：德俄同盟的幻象已成明日黃花，而伴隨著俄國在東方的失敗，彼得堡已經沒有力量在全球范圍內與倫敦展開角逐了，這意味著德國現在已是不列顛唯一和最后之敵。當英國干預大陸均勢、組織對德制衡同盟的可能性經由1907年的英俄協約變為現實之后，德國處在了“被包圍”（Einkreisung）的狀態。這種情況下，繼續掩飾“風險艦隊”已無必要：1906年，帝國議會通過第二次艦隊法的第一個修正案，將1906-07財年開工的4艘戰列艦改為按無畏艦設計建造，此即德國第一型無畏艦“拿騷”級；1908年3月通過的第二個修正案決定將1908-12財年（上半年）開工的無畏艦總數從7艘增加到12艘；到1912年5月，第三個修正案又規定到1919年為止，海軍一線戰列艦將增加到4個分隊共41艘，其中無畏艦21艘。

1908年，英國第一次出現了針對德國的“海軍恐慌”，這標志著德國越過了“危險區”，朝最終建成“風險艦隊”的目標大步邁進。現在，公海艦隊即將面對的已經不再是“第二個哥本哈根”，而是“北海上的特拉法爾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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