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制度上，其實有關規定，還是給新浪這種公司造成了一點麻煩的。

中國在1993年時頒布的電信法規，禁止外國投資者介入電信運營和電信增值服務，網絡信息服務這類增值服務，屬于信息產業部的政策性指導意見中外國投資者不能進入的領域。

新浪搜狐網易都是網絡信息服務商，為了既能在海外上市，又能躲開有關管理規定，新浪率先發明/使用了“VIE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國內公司拿資質，海外公司去上市。國內公司與海外公司之間是協議關系。

VIE模式后來成了大部分互聯網公司登陸海外證券市場的通用模式。

2000年下半年的時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有五部法規出臺。其中有三部法規，直接影響到互聯網媒體公司：9月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11月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和《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

類似要獲取登載新聞業務資格的網絡媒體，都必須是內資公司，而這些公司紛紛海外上市，采用的都是VIE模式。

VIE模式并不是什么制度寬松、政策紅利，純屬江湖自發草創。時至今日，依然屬于帶有灰色地帶性質的“公開的秘密”。之所以有關部門沒有明示VIE非法，主要還是對吸引外資這件更大要事的考量。

前文提到的這三項管理規定，影響深遠。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其實就是對ICP和ISP的規定，無論是ICP備案制度還是許可證制度，都依據于此。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看似針對BBS這種應用，其實后來所有的有UGC（用戶貢獻內容）性質的服務，比如微博、SNS、乃至微信，都用這個辦法比照管理。而新聞業務，更是這次對商業門戶原創欄目取消的依據。也是張濤甫教授行文的一個事件由頭。

六

2000年的時候，根據CNNIC官方統計，中國網民規模為890萬，互聯網只是剛剛開始（雖然94年我們就連通國際互聯網了），可以說依然是一個蠻荒之地，市場遠遠未能形成。

新浪搜狐網易雖然已經上市，但依然在盈利問題上苦苦掙扎。新浪在資本壓力下炒掉了創始人，搜狐股價長期在1元以下徘徊以至于總市值竟然低于其現金保有量，網易甚至爆出所謂假帳丑聞，后拋出CFO頂缸了事。

真正推動他們盈利的，是中移動的夢網計劃，也就是大名鼎鼎后來又被廣為詬病的“SP業務”。到了2003年，移動夢網中僅短信業務一項即為中國移動及參與計劃的400余家SP創造了超過百億元的收入。

財報顯示，新浪搜狐2003年所謂無線增值業務（就是SP短信）占整個收入的5成以上，網易也達到了4成多。

但這一份雪中送炭，不是什么網絡媒體的制度寬松、政策紅利。媒體一脈的管理部門，無論是黨這條線的中宣部，還是行政線的國務院新聞辦，對SP業務，管理甚少，也沒什么由頭去管理這個領域。

一直到要到2005年，中國網民才算過億。中國網絡滲透率達到10%（占總人口的10%）的時間是：2007年1月，CNNIC宣布中國有1.37億網民。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互聯網上的各種法律法規，已經層出不窮了。

七

總體來說，所謂意識到互聯網這個先進生產力的，大抵都是業務層面的人才，不是什么管理最高當局。這些人才，有身處江湖互聯網公司的，也有供職于體制內媒體的。不過這種意識，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識，并不是說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互聯網到底會如何如何。

互聯網早期的發展，要說有人能高瞻遠矚，做頂層設計，有意如何如何，未免高看了人的智慧。坦率地講，的確會有人認識到趨勢性的問題，但要在政策制定這種帶有操作性的細節問題——尤其是中國這種喜歡用門檻管理的國家——上故意搞點政策紅利，不免有些今人的夸大。

2000年后，尤其是網民過億后，從制度設計角度看，中國對互聯網管理，其實文本上一直是從嚴要求的。至于有法可依下一步的違法必究還是不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魏武揮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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