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促使社會穩定的思想,是基于所謂的權力原則,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眾灌輸、現在已完全確立的原則,父母有天賦予管教子女的明確的權利,這種權利終生都不能取消,需要絕對維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為眾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賦予統治百姓的權力,猶如一家之主。在這種意義上,他擁有“大父”的尊稱,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于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時自稱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時為確證所謂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舉行皇帝向太后跪拜的禮儀,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禮如儀。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權制上的原則,各省官員成為管轄省份的父母官,各縣市的官員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腦同樣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負責的部門。
十分遺憾的是,這套理論上可行的管理制度,實行起來卻出現許多弊端;所謂統治者父母般的關愛,被統治者的忠順,不如更恰當地解讀為一方專制、獨裁和壓迫,另一方畏懼、虛偽和反抗。
皇帝首先采取不公開露面的做法,很難說是出自對百姓的關愛,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釋。統治者或許意識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實施暴政,必然不愿現身于受其迫害的群眾中,擔心有人為報復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殺他。總而言之,中國皇帝極少公開露面,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來是建立在極不相同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上。統治者背后運用權力,讓遠近都感受到影響,比經常在群眾前現身,被眾所知,更能打動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烏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類的這一性格弱點,秘密操作,更顯得有力,需要蘇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讓百姓擺脫對他們的恐懼。另外據希羅多德告訴我們迪奧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納(Ecbatana)當上國王,再不愿接見他以前為之辯護的群眾,他認為拒絕讓人看見,更有利于讓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國王。確實,如果群眾經常接觸有權有勢有力的人物,和他們無拘束地密切往來,每天都眼見他們日常的生活起居,那么將大大降低群眾對他們的崇拜。正如偉大的孔德(Conde)所說:沒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面前是英雄。
中國皇帝不愿常接見百姓,多半出自這方面的考慮,而不是怕遭到傷害。皇帝本人僅在盛大典儀上出場,由全體朝廷大臣和許多官員簇擁著,他們都聽從他的指揮,一聲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
嚴刑逼供是中國法律中最壞的部分,但他們自己說這種方式很少施用,除非被告的案件出現有力的證據。對于行為不端的案子,通常使用的刑法是拶指,特別用來懲罰淫婦。
確實,百姓的習性是,只要大家有一碗飯吃,一點醬油當作料,少花幾文錢,就不會起來造反;而政府深信這一點,所以首先考慮在全國各地設立官倉,儲備谷物,在饑荒年代接濟貧民。然而,在這革命的年代,人心思變,現在我將加以敘述。
政府各級部門都是一套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體制。從第一品到第九品的政府官,都以父權為基礎按己意當場對人施以杖刑,而且無須先審判,或正式開庭,有如長輩責罰晚輩。地方官可以任意懲處輕犯者。官員當場審理自然使小百姓害怕,因此,百姓上衙門去見官就像學童去見嚴厲的老師。但皇帝父輩般的仁愛在處罰時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認,罪人可以請求皇恩減杖,但這種寬免多半不起作用,因為可以輕易補足減免的板子數。
此種顯然體現父輩關愛的實際措施,不僅限于一般群眾,而且擴大到各階層各種類的人,僅止于皇帝足下。從第九品到第四品的朝廷官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輕罰其下級,皇帝則在認為有必要教訓時命令對廷臣及其他四品官施以杖刑。大家都知道已故乾隆曾命令打他兩個兒子的板子,盡管他們早已成年,其中一個,我相信就是當今的皇帝。
在中國旅行期間,我們難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Pan.tse),即竹板,總的來說這不能叫作“輕”刑。漢人挨打時凄厲呼叫,韃靼人卻保持沉默。漢人在挨了若干板子后,理所當然地跪著,極恭順地感謝施刑者父輩般的關愛,讓他改正錯誤;韃靼人則口出怨言,爭論漢人有沒有打他的權力,或者一言不發離去。
在外國人看來,可笑的是,一名官員趴在地上,等待比他只高一級的官員下令打板子。但同時又難以抑制義憤心情目睹人性之淪喪,竟然有人不分情況甘心忍受奴仆或士兵的肉體刑杖,而且打完后,挨打的還要卑躬屈膝觸摸打他的板子。然而政府竭力采取消除由此引起反抗的政策。這樣做的唯一動機是要表示長輩般的關愛,使人感到處罰并不丟臉出丑。政府的一個奇怪看法是,除皇帝外,人人都應受到相同的體罰,但處罰必須得體,受罰者必須完全順從,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級完全服從上級,結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防止百姓抱怨最有效之法是,讓百姓看到,有權處罰他們的人,也一樣要受到別人的處罰。我估計,杖刑必定是中國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我們難以想象它怎能在一個已開化的社會中存在,而不是僅留在社會的原始階段。
俄國對輕罪犯或行為不端的各層百姓也施加類似的處罰,但不同之處在于,執行不是公開的,而且只有君王才能命令施罰。沙皇彼得(Czar Peter)確實總親手打廷臣的棍子,挨打的并不以受罰為恥或者丟臉,反之,據說從此刻起,還成為他的寵臣,得到他充分的信任。偉大的蒙茲科夫(Mentzikoff)經常鼻青臉腫地離開他的宮廷,但仍然得到主子的寵信,日益變得重要。甚至在今天,或者最近,朝廷命令施加的笞刑,即非公開的鞭打,仍談不上是丟臉。但這種可惡的體罰要么完全停止,要么處于施行的最后階段。在一個有教養的民族中,這種專斷的體罰不可能長存。
這兩個確實是世上現存的最大帝國,瓜分了全球可居地的五分之一,各占十分之一,但在政治環境上卻有所不同。一世紀前,俄羅斯剛脫離野蠻階段,一世紀后,它盡可能在歐洲諸國的工藝和軍備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千年前中國的文明程度已接近或相當于今天的中國。兩國都是專制政府,人民都是奴隸。俄人的天生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多半被嚴寒制約,發展不如中國那樣易于覺察。那么,我們要問,為什么兩國在進步上差別如此巨大?我認為,首先,有兩個原因。俄國邀請和鼓勵外國人向百姓講授工藝、科學和生產知識。中國則驕狂自大,加上排外,所以拒絕和禁止外國人往來。俄語容易學,百姓學外語也不困難,漢語則十分難學,學習方法有缺點,需要一個人花半生的時間方能運用,而且他們除自己的語言外不知其他語言。一個有青春活力,力量和知識日益增長,另一個年邁多病,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任何變化。
總的說,政府官員雖然按制度是君王和百姓之間的中介,卻是百姓的最大壓迫者,百姓投訴無門,無法把冤情上達圣聽。中國沒有中等階層,這類人擁有財產,思想獨立,在所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和勢力,不亞于當局。然而,事實上,中國只有官和民。如果有人靠做生意,或搞生產發了財,他只能私下享受。他不敢住進大宅,穿好衣裳,以免鄰居發現他比別人富有,向當地官員舉報,官員控以奢侈罪名,輕易將他繩之以法,沒收他的財產。
機靈的鮑先生(Mr.Pauw)說,中國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統治。他應當再加上兩樣東西:年歷和北京公報,作為政府的施政手段,二者都有助于管治。年歷的刊行是為了傳承迷信風俗,顯然政府鼓勵百姓使用。公報是一種媒介,把當今帝王的品德和仁愛傳播到國家的每個角落,其中記錄了政府官員不僅因犯法,也因失職受到的懲罰。因此,如有省份遭遇饑荒,那么,為首的官員因未采取預防措施被貶官。這份小冊子的公報每兩天出一次。傳教士說公報上有時刊登死亡的虛假消息。公報還虛報不曾有的戰役,宣布不存在的勝仗。康熙、乾隆和當今皇帝的幾道詔令可以提示真相,其中警告遠方的將官不要弄虛作假,不要虛報殺死成千上萬的敵人,有時甚至根本沒有發生的戰役。教士們的意思僅僅是,如果編者敢于刊登并非來自官方的正式消息,那么他應當受到懲罰。
在中國刊印書籍和在英國一樣自由,出版行業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在一個專制國家這點很特殊,這多半是唯一開放的事例。一般的看法是,只有在人人都受到保護、遵法守紀的國度才能享有出版自由。反之建立在專制制度、靠鎮壓百姓維持的政權,幾乎不可能長時保護出版自由。正是印刷術驅散歐洲長期遮蔽真理光芒的迷霧,開啟一條通往人類自由幸福的最佳途徑,由此造成教會權力的喪失。
在中國,政府好像并不擔心出版自由。明確制止出版有害書刊的方法是,不用審判當即處罰不端分子。這就足以限制濫出書籍。誹謗性書刊的印刷者、售賣者和讀者都要受到杖刑。我估計很少有人敢于出版批評政府或者批評大官的文章,如果出版必定招來殺身之禍。然而,盡管出版有風險,首都仍刊印報章,流通類似我們的新聞:秘史、私事、銷售消息以及宣傳假藥的奇效。我們得知,在一份報章里,甘若翰先生(Mr.Grammont)的信中提到葡萄牙傳教士看到其上的一篇文字,稱英人完全忘記向親王,還有向皇帝的大臣送禮。據說這篇虛假和蓄意的文字是由另一篇引發,其中暗示贈送給皇帝的禮物是不值錢的賤貨。又有人故意給禮物列一清單,包括一頭大小如鼠的象、巨人、矮子、如意枕,及種種荒謬之物。然而這類刊物特意不讓我們看見。作為皇上的貴客,我們不需自己購物,僅由皇帝供應我們需要的東西,他的官吏卻猜測我們需要什么。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2000多年一直保持穩定而沒有根本變化,在民族歷史上是特殊的現象。他們雖然自吹歷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據:在基督誕生前400年他們已經基本上組成一個國家,服從同樣的法律,受同樣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于今。他們著名的哲學家誕生在那個時代,他的著作始終受到尊重。著作中確實包含了政府一直采用的治國之方和百姓的道德規范。據說在他之前君主政體已建立了2000年。
同一個國家難得同時具有的種種有利條件,使中國能夠保持國內的安寧。多數人因語言難學變得愚昧順從。人們有信仰自由,沒有人強迫他們信仰自己不喜歡的宗教。然而他們受到教訓要保持清醒頭腦,不信任他人,而且人人都保守,猜疑鄰里,因此必定缺乏社交活動。除家庭圈子外,沒有集會,除新年外,也沒有節日的慶典。中國從來沒有群眾任意發泄對政府不滿的集會,這類集會加上酗酒鬧事,往往引起沖突和暴行。中國百姓在政府中沒有發言權,他們沒有想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他們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壓迫,遭踐踏;帝王或者官員可以按己意隨時行使手中的權力。百姓無意尋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對此毫不擔憂。
偶爾也發生局部的因極端貧窮而引發的叛亂,在歉收和饑饉的季節,老百姓得不到救濟,不得不用暴力維持生計。據史書記載,所有騷亂幾乎由此產生,從一些事例看,當大災發生,正常的秩序就被破壞,甚至蕩然無存。然而,我們的中國隨員告訴我們,有些省份存在秘密會社,其主要目的是要推翻韃靼政府。他們秘密集會,發泄對韃靼統治的不滿,思念舊朝,傾訴今日之不幸,密謀復仇。即使這樣,現在的社會狀況也不會同意他們的主張。其結果將是可怕的。韃靼士兵將大肆殺戮,因農業生產慘遭破壞,許多刀下余生者必定枉死于饑荒。他們既得不到別國的援助,也不能自己儲備余糧。國家要富足、興旺,農業是根本,因此為努力防止谷物欠缺,中國歷代政府都把發展農業視為首要任務。
(節選自《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作者:[英]喬治·馬戛爾尼,約翰·巴羅;譯者:何高濟,何毓寧,商務印書館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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