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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國際格局演變視野下的中印關系

文化 alvin 105881℃ 1評論

五 對中印關系未來發展趨勢的思考

展望整個中國的南亞策略,把印度置于中國的國際戰略、南亞地區戰略和中國西南戰略方向的框架去考量,可以對未來的中印關系發展走勢做出一些預判。

對印度在中國的全球戰略中到底占據怎樣的地位,中國要有一個判斷。前文已經提到,在中國看來,印度既可能是中國在全球秩序改革和重建過程中的一個合作者,又可能是影響中國在南亞地區推行周邊合作戰略的一個阻撓者;印度既可能是中國南亞戰略的一個潛在合作對象,又可能是中國西南地區國家安全的一個主要威脅。印度的身份是多元的。在不同的視角下,中國看到的印度并不一樣,在國際事務層面、地區事務層面、雙邊領域層面都不一樣。從不同的領域看印度,情況也是如此。在經濟領域,印度可能是一個合作者,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在政治領域,中國又擔心印度有可能成為美國、日本的有力同盟者而制衡中國;在軍事領域,中國對印度快速增長的軍事實力有可能威脅到中國西南地區的安全而感到憂慮。

印度的形象在中國看來并不是一面,而是多面并存的,因此中國需要做出的判斷首先是在考慮中印關系時,印度對中國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印度是中國一個可借鑒的外部力量,還是一個需要防范的對手。這對中國來說是核心性的問題。盡管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中國非常希望推動與印度的合作,希望視印度為“一帶一路”的合作伙伴,但依然要弄清楚在中國的整個對外戰略中印度的性質和作用。在全球領域中中國如何看待,在地區事務上中國如何看待,在雙邊領域中中國如何看待,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涉及對印度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身份界定問題。

“一帶一路”是中國近年來提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對外合作框架。在這個合作框架中,中國原本賦予印度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畢竟印度的經濟體量是南亞其他所有國家加在一起都不能比擬的,所以如果印度成為“一帶一路”的合作伙伴,對“一帶一路”在南亞地區的推進會產生非常顯著的助力。這是基于地緣經濟考量而得出的符合理性的構想。但這個構想能不能實現,仍然要取決于很多客觀條件是否具備,不是中國善意的主觀期待和單方面努力就能促成的。

印度面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合作期待和地緣經濟合作期待,考量要素比中國復雜。中國關注更多的是,如果印度市場能向中國打開,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對中國推進與南亞的經濟合作會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對中國企業在海外找到一個新興市場也會起到非常關鍵的正面促進作用。

但是,印度有如下幾個焦慮。前文曾經談到,印度擔心“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印經濟合作會將其經濟發展納入中國的經濟框架中,將其經濟發展置于中國經濟發展軌道上。這是莫迪所不愿意看到的。不僅如此,印度還擔憂“一帶一路”倡議會使中國在南亞經濟發展和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提升,動搖印度在南亞的地緣政治經濟優勢。印度在南亞地區的政治優勢和軍事優勢是比較明顯的,在使用軍事力量去實現自己的目標方面,印度也一直比較果斷,這是因為南亞國家在經濟上與印度完全不對等,印度的經濟發展基本上不依賴南亞國家,其經濟發展的外部助力來自美國、歐洲、日本。這一點與中國相比存在非常明顯的反差。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在相當程度上的外部助力來自周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速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在周邊地區使用軍事力量追尋自己的目標,中國擔心如此行事會損害與周邊國家的經濟關系,進而給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反觀印度,印度卻不用擔憂其地區霸權主義政策會在經濟上反噬地緣合作成果。恰恰相反,印度更樂于使用軍事手段和經濟手段在周邊地區追尋地緣政治目標。

印度所需要考慮的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力量在南亞進一步得到增強,有可能會使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更多依賴于中國,而這種依賴強化到一定程度以后,會使南亞中小國家獨立自主的傾向進一步增強。這些國家可能更希望借助中國的力量———先是經濟力量,再就是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來實現相對于印度的獨立,以避免繼續遭到印度霸權主義的干預。而這點正是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

印度面對“一帶一路”倡議時至少有這兩個方面的憂慮。而中國能不能說服印度消除這兩個方面的憂慮,澄清這兩個方面的誤解,則是“一帶一路”建設能不能爭取到印度的實質性參與的關鍵步驟。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都不能讓印度感到放心,那么讓印度下決心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基本不可能的。

對于印度在經濟方面的第一個憂慮,中國有可能解決。中國可以通過經濟合作的實際成效,讓印度感受到與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經貿合作,對印度經濟是利好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并不是中國向印度反復解釋經濟合作不會影響其工業化、產業化,這種觀點不論中國強調多少遍,印度也不會相信。關鍵是中國要通過深化與南亞周邊國家的友好平等互利合作,讓印度看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并不會把周邊國家納入中國的經濟發展軌道中,并不會使印度成為中國經濟的附庸。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經濟合作,確實幫助這些國家提升了自身的“造血”能力,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機遇,建立了更好的工業化、產業化平臺,國內市場進一步被挖掘出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如果中國做到了這些,有可能對印度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心理說服作用,這要比中國直接去跟印度談“一帶一路”不會影響其國內的正常產業化要好得多,比中國通過某些非中性的安排為印度提供經濟優惠也要好得多。這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但是,只要中國堅持不懈,讓印度感受到中國發展給周邊國家帶來的好處,這個可能性還是有的。

即使中國做到了這一點,也還不足以消除印度經濟方面的憂慮。消除印度地緣經濟方面的憂慮非常困難。印度認為自己的地位優于南亞其他國家,要求區域外國家在與南亞地區國家打交道的時候必須承認并在政策上貫徹這一點。中國的經濟合作規劃如果要消除印度的地緣經濟憂慮,僅僅提供均等化的政策安排和制度框架是不夠的,還必須滿足印度把自己置于南亞其他國家之上的要求。這件事情既違背中國的外交傳統,也違背中國的經濟利益,還與中國在經濟上向印度證明“一帶一路”不會影響印度自身產業化進程的考慮相背離。中國需要通過與南亞周邊國家的合作成果向印度證明“一帶一路”對其發展不會產生負面影響。假如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事事以印度的經濟利益為核心,那么“一帶一路”就很難在南亞周邊地區真正開花結果。而如果“一帶一路”沒有收獲共贏的實際效果,中國就無法向南亞周邊國家包括印度在內證明“一帶一路”有利于本地區所有成員,能夠實現互利互惠。這就陷入邏輯上的一個死循環中,或者稱其為“一帶一路”與印度關系的“二十二條軍規”。

這個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難題,難題的化解者不是中國,而只能是印度。中國如何能夠讓印度認識到,把南亞國家視為自己的“禁臠”,建立所謂南亞封閉的霸權體系,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也不符合印度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這才是真正的難點。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問題的只能是印度政府,不能是中國。在印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之前,中國想爭取印度全心全意參與“一帶一路”是做不到的。關于這一點,中國已經在一段時間以來中印兩國圍繞“一帶一路”的對話中感受到了。

在上述兩重經濟憂慮中,印度更擔心的是“一帶一路”會削弱自己的地緣政治優勢,而這恰恰是中國無論如何說服不了印度的。所以,在“一帶一路”問題上中國要有耐心,要讓時間來證明中國的努力是真正有利于南亞地區的,并不會對印度的國家利益造成傷害,尤其不會對印度并不合適的過分的利益需求造成傷害。

印度關注自身的產業化是一個合理的利益訴求,中國要體諒并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可以與印度達成共識,共同解決印度關心的問題。但是,印度的南亞地區霸權主義訴求并不是一個合理的訴求,所以中國既不可能在道義上支持,也不可能在現實中予以配合。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未來的中印關系發展,雙方都需要擺正心態,對于中國來說,要戒除急躁心理;而對于印度來說,也要看到長期與中國博弈,甚至在每件事上試圖以壓迫性方式向中國主張合理或不合理的權益最終并不會有利于印度。盡管中國的主要方向不是印度,但也絕不意味著中國會無底線地讓印度不斷地進行戰略透支,不斷地利用中國現在不以印度為主要對手的心理向中國提出一些過分要求。

中國要認識到,盡管在雙邊關系中,中國的確不能像印度那樣集中大部分力量在北方邊境上與印度展開戰略博弈,中國理想的戰略是以最低的成本維持基本的戰略穩定,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對印度每次制造的挑釁都要寬宏大量。實際上,中國應該考慮適時對印度采取止損策略的必要性。也就是給印度樹立一個標桿,告訴印度什么是中國的底線。這并不僅僅是從降低成本角度來考量的,從長遠來看,這也是為了避免印度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以攻勢性策略來推行問題外交,從而形成訛詐中國的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因為假如印度把這種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當作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會不斷地制造事端擠壓中國和測試中國,從而使中國必須不斷地迎接挑戰,分出精力去處理這樣的問題,這種越求穩定而越不得的狀態顯然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在雙邊領域上,有關領土和邊界問題,中國要堅決防止印度故技重施,再度進行類似洞朗事件的冒險活動。否則,印度在中印漫長的邊界線上還會做出類似的冒險主義行徑。中國要防止印度產生誤判,認為中國在2017年對洞朗事件的處理會成為以后中國對所有涉邊事件處理的慣例。洞朗事件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不應該成為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常例。

有關西藏問題,中國應該明確強調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這一點印度政府是承認的,那么印度政府就有必要把這個承認體現在現實中。盡管達賴分裂集團在印度的活動并不會影響西藏的長治久安,然而中國在外交上還是要嚴肅地向印度告知這樣的行為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

有關經濟合作問題,無論是中印正常經貿關系,還是“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更應該做的是以市場為原則思考中印合作問題。中國可以期待印度作為新興經濟體,其10多億人口規模的巨大潛在市場能夠對中國發揮重要的拉動作用。同時,中國也要實事求是,印度至少在眼前還沒有做好向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開放國內市場的準備,而且就中印關系的性質和狀態而言,中國沒有能力幫助印度收窄這個時間周期。

基于印度目前的工業發展水平,特別是工業布局狀態,要求印度實施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印度是做不到的。中國要給印度時間,要體諒印度希望為自身發展預留空間的想法。中國應該更多地以市場原則為導向參與印度經濟的發展。中國不要指望印度和中國在經貿合作方面,特別是在開放市場方面在短期內能有大的突破。實際上,印度是除美國以外的另一個對中國實施非常嚴厲的保護主義政策的國家,印度對中國產品的“雙反”調查在數量上甚至比美國還多。中國可以與印度就經濟開放問題進行交流,但不能一廂情愿地指望在短期內就可以解決問題,在經貿領域中中國特別需要耐心。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借助時間因素使印度清醒起來。中國當下急于爭取印度,甚至給予印度一些相比南亞其他國家、中國“一帶一路”其他重要伙伴的超常待遇,這并不適宜。印度是中國的一個重要鄰國,但不是一個特殊鄰國。中國需要把“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基本原則貫徹到外交中,將其作為衡量中國對南亞策略的一個標尺。中國過去與南亞地區包括印度打交道的歷史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國對南亞事務的參與力度越大,對南亞中小國家的利益關切考慮得越多,在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就越平衡。

在南亞地區印度一家獨大,這是毫無疑問的。其他國家相對于印度來說實力明顯不足。如果中國在與南亞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也以印度為優先的目標,優先照顧印度的顧慮,唯一的結果就是使印度一家獨大的地位變得更加明顯。印度有沒有必要因為中國的配合,就認為中國的幫助與支持是穩固其在南亞地位的關鍵因素,或者因此而對中國予以回報,在外交上、經濟上、安全上與中國展開平等合作,并進行相互配合?印度并沒有如此“投桃報李”的必要。如果中國這樣做,會使南亞其他國家與印度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大,從而更有利于印度在南亞地區推行排他性霸權主義策略,這顯然是不符合中國利益的,也不符合中國的外交原則。

在南亞獨特的地緣政治格局下,中國更應該做到的是,努力支持南亞的中小國家獨立自主,以一個域外世界大國的身份去幫助南亞國家更好地發展自己、保護自己,實現南亞地區的真正平衡。在南亞地區框架下,中國應該更多地思考戰略平衡,而不是一時的戰略穩定。假如以長期的中國利益不斷受損、南亞其他國家利益不斷受損為代價的話,那么這個穩定是不值得追求的。

中國在參與南亞地區事務時,要堅持“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中國對于在地區層面做出的一些承諾要堅持到底。例如,中國與斯里蘭卡的合作、與尼泊爾的合作、與孟加拉國的合作,尤其是與傳統的朋友巴基斯坦的合作,不應該因為印度的阻撓和非議就有所調整,中國要繼續推進,用堅定的步伐來展示對南亞國家的承諾是嚴肅認真的。這樣才能最終通過中國的合作成果讓印度感受到以下兩點:第一,中國在經濟上進入南亞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這個趨勢印度是阻止不了的;第二,中國在經濟上進入南亞并沒有對印度產生實質性威脅。這樣的判斷只有在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南亞,而且中國的經濟存在已經在南亞本土化并開花結果后,印度才可能相信。中國在南亞尚未取得實際性經濟成果之前,印度不可能預判到這一點。中國把在南亞的經濟合作做得越好,促使印度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對的,從而重新思考中國在南亞的經濟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恰恰相反。

在中巴經濟走廊問題上,中國應該繼續大力推動,這不僅僅是出于平衡的考量。在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過程中,印度不應該是中國制定和實施政策的一個限制因素。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也就是說它是“一帶一路”的標桿,其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將影響“一帶一路”其他參與國家對中國的信任。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成果越好,在南亞乃至全世界“一帶一路”伙伴國家的信心就越強。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可因為印度的阻撓就在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上做出任何調整和改變,應該繼續加大推進力度。

在全球問題上,中國應該爭取與印度的合作,但不能以中國的地區利益、雙邊利益的損失為代價。對中國而言,與印度的合作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不是一個必需的組成部分。為了一個重要但不必需的組成部分而犧牲周邊的核心利益,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外交選項。

中國作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之一,可以適當對印度的一些要求做出積極回應,畢竟在國際事務層面中印的合作前景還是比較廣闊的。作為兩個亞洲大國,同時作為兩個新興經濟體,中印之間也有非常多的共同語言。在強化共同語言方面,中國要下更大的力氣,爭取實現與印度政策需求的有效對接。在有些問題上,中國可以適當照顧一下印度的關切。在與印度打交道時,中國能談的要談,能合作的要合作,當然也要有原則,面對印度的非分要求,該要堅守底線的,必須堅守。

現階段中國最需要的是,在中印之間確立一種新的政策平衡。讓印度知道什么事情是中國不會接受的,中國的底線是什么。畢竟,雖然中國從整體戰略態勢來說不可能以印度為主要對手,但并不影響中國在一段時間之內給印度以比較大的安全壓力,使印度承受來自中國的壓力,對其外交行為進行一些修正。在中國整體對印策略不變的情況下,對具體的戰術做出一些調整,可能更有利于未來中印關系的發展。

中印兩國過去幾千年來都是友好鄰邦,中印兩國之間沒有發生過大的沖突,除了1962年的邊境戰爭以外。中印兩國先后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以后,在大部分時間里兩國的人民也是友好的,兩國政府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分歧,但多年來大體上維持了雙邊關系的穩定。中印兩國有長期合作和友好共存的基礎,只不過現在受到一些問題的阻撓,尤其是印度對華政策的一些不健康傾向的干擾,使中印之間出現了一些雜音。這些雜音通過中國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消除,中國同時可以展示誠意,最終使中印關系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有兩種觀點需要警惕。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印兩國互為戰略競爭對手,已經成為彼此的危險敵人。實際上,中印關系遠遠沒有惡化到這種程度,中印兩國之間仍然有非常廣闊的合作空間,即使在領土問題上雙方的行為也都非常有分寸,并不會因為領土問題造成大規模沖突。實際上,作為有上千公里未劃定國境線的兩個大國,中印之間維持了這么多年的和平是相當不容易的,中國要看到中印兩國依然具有合作基礎,印度目前充其量只是中國的對手,還沒有成為中國的敵人。

第二種觀點認為,印度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一個伙伴,中國必須搞好與印度的關系才能實現“一帶一路”的目標。這種觀點對“一帶一路”的性質有所誤解。“一帶一路”是一個面向世界提出的地區經濟合作規劃,這個規劃平臺是開放的。開放的意思就是愿者來、不愿者去,不存在哪個國家是這個平臺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印度當然好,沒有印度,中國也在推進“一帶一路”,并取得了相應的進步。中國要客觀評估印度的作用,要體諒印度在“一帶一路”方面態度游移的心理需求。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能急于求成。

總而言之,印度不是中國的敵人———至少現在還不是,但也不是中國成長中一個必需的合作伙伴。印度是中國的一個重要鄰國,中國要以一種正常國家之間關系的心態去看待印度,希望通過與印度的友好合作維護西南戰略方向的穩定。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有成本,中國對印度的政策也有中國的成本。這個成本的邊界就是:第一,中國不能傷害自己的核心利益;第二,不能傷害中國對南亞周邊國家的承諾;第三,不能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這是中國對印度應該堅持的底線。

本著著眼于未來的原則,中國對中印關系發展還是有信心的。這個信心主要還是來自中國對自身發展的信心。中國相信隨著自身實力的進一步提升,隨著外交政策的進一步成熟,隨著“一帶一路”的進一步開花結果,印度最終能夠擺脫對華思維中不應有的誤區,使中印關系的發展延續中印兩國人民幾千年來結下的深厚友誼,符合中印兩國作為兩個新興亞洲經濟大國的發展前景和共同利益。這一天的實現,需要雙方的努力,需要雙方的智慧,孤掌難鳴,僅僅靠一方不斷做出讓步,顯然是做不到的。但是,也不要因為目前的困難而認為中印關系發展就一定會像某些西方媒體所鼓吹的那樣,最終會兵戎相見,陷入“一山不容二虎”的發展困境中。

其實,憑借中印兩國的古老智慧,人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和印度能夠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來,讓中印的合作成為未來亞洲國家之間合作的一個重要典范。中國和印度曾經做到過,以后兩國也應該能夠做到。這需要雙方相向而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既要說服對方、爭取對方,也要告訴對方什么事情是中國不可接受的底線。

本文節選自葉海林著作《當代中印關系研究:理論創新與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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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太長了,專家就不能簡潔一點嗎
    匿名2019-07-10 20:19 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