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〇事變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蔣介石這時的北伐主張受到了蘇聯顧問的堅決反對，造成了雙方之間的對立。北伐是孫中山一貫的主張，也是完成孫中山遺愿的最主要的途徑。但作為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的北伐計劃，最初是由前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建議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擬出初步計劃，并分別提交給國民黨中央和莫斯科。蔣這時已有了相當的軍事資本，且在上升的勢頭上，雄心正大，因此對北伐由衷表示擁護，并很快擬訂了一個全面的北伐計劃書。[25]按照他的設想，1927年8月就應“克復武漢”。因此，從1926年1月初開始，他就在極力推動北伐的實行。無論在春酌演說中，還是在二大軍事報告中，他都不遺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對此，鮑羅廷最初也曾給予了相當的支持。但蔣無論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間，即在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編就國民革命軍之際，他最為信賴的加倫將軍奉調回國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對他幫助最大的政治總顧問鮑羅廷也突然辭職回國了。接任軍事總顧問不久，全面接替加倫和鮑羅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對北伐大加阻攔。顯然，蔣介石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態度實際上是莫斯科的意見。是因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劃反奉戰爭，擔心廣州國民黨發動北伐，會使南方軍閥腹背受敵，從而使反奉戰爭半途而廢。因此，剛一聽說國民黨有北伐計劃，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就明確告訴其在中國的代表稱：“我們強烈譴責北伐。”[26]
其二，是熟悉蔣介石性格的鮑羅廷在國民黨二大召開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擠，被迫離開廣州，回國述職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個剛愎自用、相當自負的軍人，不僅不把中國將軍們放在眼里，而且對蔣介石也常常是語多譏諷。雙方為北伐問題發生矛盾之后，溝通起來更加困難。而季山嘉依舊我行我素，不僅毫不在乎蔣介石的感受，而且時常大談政治，聲稱中國軍隊若不加改造，即使軍事勝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軍閥統治，并暗喻蔣可能成為中國的凱末爾。在這種情況下，季山嘉有意將蔣介石手下第一軍中的第二師拉出去另立一軍，自然不能不引起蔣介石懷疑季山嘉有奪其兵、削其權的企圖。蔣以請辭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軍委委員和廣州衛戍司令等職，并要求前往蘇聯考察相要挾，也沒有得到汪精衛的特別同情。相反，對于他要求辭退季山嘉的強硬提議，汪精衛則極力為季山嘉辯解。所有這一切都只能越來越加深蔣介石的懷疑與恐懼。當他意外得知共產黨員的海軍局長李之龍在沒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況下，就將中山艦開往黃埔，馬上就開始懷疑汪精衛和季山嘉有綁架他去蘇聯的陰謀。在反復猶豫之后，他最終選擇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軍發動政變的做法。
3月20日凌晨，蔣介石突然指揮軍隊在廣州全城實行戒嚴，逮捕了李之龍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共黨員約50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東山蘇聯顧問寓所，收繳了工人糾察隊和蘇聯顧問衛隊的槍械，同時占領了中山艦。隨后，蔣要求召開政治委員會，決議令季山嘉等人回國，撤換第一軍中全部黨代表。[27]對此，正好率領蘇聯方面的代表團來廣州考察的聯共（布）中央書記兼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認為蘇聯顧問包辦太多，因此明確主張答應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這樣一來，汪精衛變得有口也說不清了，只好以生病為由，隱匿不出。而蔣介石也更便于利用其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推動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由他起草的《整理黨務案》，除明文規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執委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外，更進一步規定：共產黨必須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非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系之組織與行動；共產黨員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及三民主義；國民黨員未受準脫黨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28]
二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和《整理黨務案》的通過，不僅使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變變得合法，而且使蔣躥升為國民黨頭號軍事政治強人，集各種權力于一身。蔣介石最大的收獲則是，再沒有人能夠反對他進行北伐了。當然，這個時候，由于馮玉祥和郭松齡發動的反奉戰爭也已失敗，張作霖的部隊大舉開進北京，重握權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會反對國民黨的北伐了。但無論如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展開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第三節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
嚴格說來，蘇聯并不反對國民黨用軍事手段來統一中國。事實上，還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經選派了第一批軍事顧問來到中國。一年后，他們正式開始在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擔任軍事教員的工作，從隊列訓練，到單兵教練，到戰術和射擊訓練，顧問們都親自演練和教授。而第二批軍事顧問由巴甫洛夫將軍率領，多達50多人，因此成立了軍事顧問團，來華的政治顧問被陸續分派到廣州政府去協助財政、民事等各部門進行工作，軍事顧問則被直接派到各支軍隊里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蘇聯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爾（即加倫）將軍來華任軍事總顧問。在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黃埔軍校及其隨后組成的國民革命軍，都按照蘇聯紅軍的方式，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的機構。與此同時，根據他們的考察和推薦，國民黨還選派部分有培養前途的軍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蘇聯的軍事院校進一步深造。國民黨第一支黨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就是在黃埔軍校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有了這支軍隊，孫中山和國民黨就再也不必像過去那樣，依賴于地方軍閥了。不僅如此，在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揮下，以黃埔軍校學生軍為主力的東征作戰接連取得成功，國民黨的勢力范圍更是很快從原來的廣州一隅之地，逐漸擴大到廣東和廣西的大部分地區，兩省的地方軍閥反而都歸依到國民黨的旗幟之下，隨著1925年夏天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逐漸成為其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了。國民政府的北伐計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這個時候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建議和主持制訂出來的。
還在1925年9月，加倫就明確提出：“為國民革命運動著想，現在重新提出北伐和進軍長江的主張，不僅是現實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來，“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開始。”他并為此提交了具體的北伐計劃書，全面估計了北伐的可能性和勝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計算：北伐軍不僅能夠順利地進抵長江，占領漢口，而且“有可能向東擴展到上海”。總之，成功“無可爭議”。[29]由此可知，隨著蔣介石取得權力，北伐計劃重新啟動。1926年5月鮑羅廷和加倫又都先后回到廣州，蘇聯顧問對北伐的態度自然又變得積極起來了。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正式開始。北伐軍從軍一級到師一級，幾乎都派有蘇聯顧問協助指揮和嚴格貫徹加倫制訂的作戰計劃。總顧問加倫不僅親臨前線，而且多次乘飛機飛到敵軍陣地上空了解戰場情況。而加倫依靠的則是一個全部由蘇聯軍官和專業人員組成的參謀部，和既負責前線偵察，也直接參與轟炸敵軍的由蘇聯飛行人員組成的飛行小組。[30]正是依照加倫所制訂的作戰計劃，北伐軍迅速奪取了湖南和湖北，進而占領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區。對此，蔣介石即使在轉向反蘇反共之后，亦始終念念不忘加倫在北伐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卓越指揮才能。[31]
北伐戰爭的勝利，還得益于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參與和支持，而馮也早在1925年就開始聘請蘇聯軍事顧問幫助訓練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蘇聯教官組就到了張家口，在國民軍第一軍工作。一個月后，另一組顧問被派到國民軍第二軍工作。鑒于馮玉祥的國民軍將與奉系軍閥展開決戰，蘇聯政府甚至特別派遣在蘇聯國內戰爭中擔任過西南戰線司令員，有著突出戰績，戰后就任蘇聯紅軍總參謀長的葉戈羅夫擔任駐華武官，以便就近協助馮玉祥的國民軍。盡管此舉并沒有能夠使馮軍取勝，蘇聯政府還是積極歡迎馮玉祥去莫斯科，并再度給予了馮玉祥大量的軍事援助，從而使馮的國民軍在一度崩潰后又迅速崛起。到1926年7月，蘇聯向國民軍提供的步槍就有55857支，各種炮60門，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還有各種子彈炮彈數千萬發。北伐戰爭開始后，蘇聯在10月間還向國民軍提供了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和3架飛機、10支火焰噴射器等。[32]正是在蘇聯的大力援助和在蘇聯顧問的全力幫助下，馮軍隨后從陜西進占河南，直接威脅奉系軍閥所控制的河北和山東，并成為國民革命軍最后完成北伐戰爭目標的一支重要輔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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