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主義的目標卻不能靠多邊框架來推進。如原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政治經濟高級講師拉津·薩利（Razeen Sally）2004年發表在《世界經濟學》的論文中指出，通過100多個國家的談判來制定有意義的貿易政策，幾乎是一個烏托邦想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在談判中是毫無議價能力的。它們能夠否定和封殺于己不利的貿易政策建議，卻無法提出建設性的談判議程。因此他認為，仍然必須依靠大國，包括經合組織（OECD）成員和一些新興經濟體（基本上都是二十國集團G20成員），來主導談判進程。這三十幾個國家將代表世界貿易和跨境投資的絕大多數。而同時，讓其他眾多發展中小國“免費搭便車”，給予其一視同仁的優惠待遇，允許其在國內市場自由化改革方面設定自己的步伐而不受外力強制。

薩利的這項建議顯然沒有被采納，或許是因為，缺乏一個合適的論壇讓傳統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尋求合作而非對立。2008年金融危機后開始逐漸機制化的G20或許是一個契機，但縱觀歷次峰會，領導人宣言仍次次強調WTO多邊主義框架，這或許意味著，新興經濟體仍然對美歐提出的除WTO多邊框架之外的任何安排心有疑慮。而近年來開始高調出場的“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又在貿易關系中充滿矛盾，難以聯手提出與發達國家相競爭的動議。

在這種情況下，縱使TPP、TTIP將對現有貿易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造成暫時的負面影響。但同時，也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推動多邊機制發展的機會。

中國的戰略選擇

在后多哈時代的世界貿易格局中，中國一直是“多條腿走路”。

與區域鄰國展開自貿談判的努力早在中國甫一加入WTO后就開始——始于與東盟（ASEAN）十國的自貿區談判。此后中國也與亞洲、大洋洲、歐洲、南美洲十幾個國家簽訂或正在談判自貿協定。在這一輪“自貿圈地”競賽中，中國并未明顯落后。

在與TPP的競爭中，中國可以依托的一個平臺是與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新西蘭組成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TPP和RCEP都將爭取成為未來“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FTAAP）的模板。以監管和市場規則為核心的前者，和以取消關稅和擴大市場準入為核心的后者，代表了對世界貿易秩序激進和保守的兩種思路。

此外，中韓、中日韓這兩個相重合又單獨分開的自貿談判，也將為未來亞太經濟整合奠定重要制度基礎。只是中國在這些安排中能夠起到多大的議程設定和主導作用，尚不清晰。

中國對TPP態度的轉變亦耐人尋味。從警覺排斥，到低調觀察，再到暗探口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9月在大連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稱，中國對像TPP、TTIP等區域貿易合作都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我們認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貿易的自由化，這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在這個過程當中，增加區域貿易安排和發展多邊貿易體制，可以形成‘兩個輪子一起轉’?！倍?013年火速建立的上海自貿區，以建立透明、清晰的監管、簡化審批為招牌，包括引入“負面清單”制度，也被美國商務人士解讀為中國考慮加入TPP陣營，或說接受TPP規則的一個跡象。

另一個佐證是中國在今年9月30日宣布參加“服務貿易協定”（TiSA）的談判。這是美國和澳大利亞發起，今年3月起正式啟動的談判，參與國已包含了代表全球服務貿易70%的50個國家。這是為了更新早已陳舊的WTO1995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反映互聯網時代全球數據流動、電子商務、網絡服務等方面的要求。與TPP和TTIP中的主張一致，美國尋求通過TiSA遏制數據流跨境禁令和強制本地化、國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對外國企業在注冊、許可證等方面的歧視和監管的不透明、強制的本地所有權。

中國的市場潛力固然對現有成員國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入場券是中國的改革誠意。美國貿易代表（USTR）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Froman）就公開表示，中國的改革承諾和政策、中國對過往WTO服務貿易裁決的執行情況，是其衡量是否愿意接納中國加入談判的標準。

這或許說明，縱使中國希望自己的經濟地位能夠迅速轉換成國際影響力和規則制定權，目前看來，作為（美國主導秩序）規則接受者，比提出截然不同的規則主張，是更有利的選擇。

事實上，現有世界格局受到的威脅沒有想象的大。WTO代表的多邊機制，不能拋棄，應該加強，仍然是學界與政界的一個共識。美國“霸權”機制的特點，正在于塑造開放包容性的全球機制——“自由秩序”，核心是“招納”，而非“鎮壓”。TPP、TTIP、TiSA等區域或多邊貿易協定的建設，是美國的手段，而非目的。因為一個按照貿易集團分割、你有我無的世界，亦不會符合美國最佳利益。打通世界市場，讓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世界貿易而取得發展和繁榮，在美國看來才是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因此，中國若能繼續在WTO等機構中發揮應有的領導力以促進多邊機制的強化，并不會受到美國的“暗中作梗”。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多個國際場合申明對WTO多邊機制的支持。今年8月，中國原常駐世貿組織代表易小準被履新不到一年的巴西籍總干事阿澤維多任命為副總干事，也是在世貿組織擔任領導職位的中國人。這個首次由來自發展中國家主導的WTO領導層，被寄予重振WTO的厚望。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10月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要“落實領導人承諾，加強緊迫感，顯示更多靈活性”，顯示中國政府賦予2013年12月印尼巴厘島WTO部長級會議的重視。若能在此次會議上推動多哈回合打破僵局，是中國政府展示國際領導力的機會。

中國改革與美國的“自由秩序”

當下對于中國來說，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認識到，在可預見的未來，對于全球貿易機制乃至根本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仍然是最為重要的塑造者。在美國所定義的“自由秩序”中，國內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立憲政治和國際層面的貿易自由（經濟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兩者相輔相成。

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與傳統歐洲大陸危險的現實主義強權博弈有著很大不同，經濟貿易乃是美利堅民族對外政策的核心因素。即便是對于美國那些過于審慎的孤立主義批評者看來，在他們所描繪的遠景圖中，美國也許可以放棄任何海外武力干預的企圖，但貿易——保持市場開放的外交努力，仍然會長久持續。與之前的大英帝國相比，美國的主導（Pax Americana）并不依賴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建立在全球范圍內的市場擴張和自由貿易的深化。二戰后，在歐洲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西德的重建與日本改造中的美國角色，就深刻顯示出這一烙印。

而對于中國來說，美國“自由秩序”同樣是中美關系和中國改革中不可或缺的根源性背景因素。毋庸諱言，中美關系的完全正?；?，是伴隨著鄧小平1979年的訪美之行，以及隨后和蘇聯扶持的越南之間所爆發的沖突，這標志著中美之間“心照不宣盟友”關系的穩固。同時，這也代表鄧小平對于中國國內改革路徑作出了一次戰略性的選擇，改革開放的邏輯得以展開。

鄧小平的選擇，不僅僅對于中國，對于國際秩序的轉變，更是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冷戰史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就指出，隨著中國經濟體系從封閉走向開放、中國市場與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市場融合進而擴張的一個結果，就是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改革樣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效法中國走上市場化改革。而選擇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同時也意味著在冷戰兩大陣營的對抗中，將會站在更為親近美國的一面。

冷戰，究其本質，乃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斗爭，當蘇聯集權模式失去了道德層面的正當性和規則層面的吸引力，就意味著從根本上喪失了對于西方“自由秩序”的挑戰能力，勝利的天平從這個時候起就已經決定性地偏向美國。因此，鄧小平在這個時期所做出的戰略選擇，實際上對于冷戰的終結以及后冷戰時期美國“自由秩序”的構建，有著重要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表明中國至今仍然是美國“自由秩序”的受益者。但也有更多的人開始意識到，中國與這一秩序之間，張力仍然一直存在，并隨著中國國內政治的形勢變幻而時松時緊。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市場擴張，并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富國強兵之術”，其理念層面的出發點是在于個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的拓展。冷戰的歷史表明，一個暴力沖突充斥的國際體系，給人性的尊嚴和個人自由帶來了如此之多的歷史傷痕。借助于“秩序”和“穩定”的話語論述，專制主義暴政常常堂而皇之以救世主的面目出場，但之后卻留下更多的創傷。因此，在古典自由主義者看來，需要借助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才能夠更好維護民族國家內的個人自由和權利，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視的是，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同樣依賴更多奉行自由主義立憲政治原則國家的參與和維持。正如薩利（Razeen Sally）指出的那樣：“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并非國際協定的結果；它主要是民族國家內部穩固的自由政策和必需的法治框架的副產品?！?/p>

文/吳敖祺 廖若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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