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滿足于單一的區域陸權優勢，全民性癡迷于“海軍民族主義”，并傾向于認為國家建立強大海軍是確保外向型經濟運輸生命線、保衛國家海外利益、保衛國家領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戰略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對海權霸主最大的挑戰不在于陸權優勢，而在于它對全球海權的分割與侵蝕。對于獨占一塊地緣政治板塊且擁有充分安全剩余的區域陸權國德國來講，其真正的安全威脅不可能來自于單純的海上封鎖或登陸進攻，而只能來自于陸上鄰國的軍事進攻。對于這一點，即便是當時德國的戰略決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為在一戰前，德國人的戰略設想始終是謀求英國人中立以便對法俄開戰，而不是謀求法俄中立以便對英國開戰。英國著名海軍戰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 Corbert）對海權與陸權的關系進行分析后認為：“由于人們生活在陸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戰國間的重大問題總是取決于要么你的陸軍能控制敵人多少領土和有生力量，要么艦隊協助陸軍所產生的威力使對方感到恐懼。”同時，享有陸權優勢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也無需擔心沒有海軍的保衛海權國會對其展開登陸進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國到訪者談話時所說：“恕我直言，你們在這一區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幾個師并不起什么作用。”

實際上，單純的海上力量除了協助陸軍打消耗戰外，對贏得整個戰爭不具備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間，英法之所以贏得了對陸權霸主俄羅斯的克里米亞戰爭，其根本原因在于戰場僅僅限定在克里米亞半島。英法作為海權國十分明確自身的戰略短板，因而在攻陷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后，對下一步該在何處攻擊都感到了茫然，于是選擇在戰爭對自己最有利的情況下同俄國簽訂了和平條約。假如英法沒有在克里米亞收手而是繼續向俄國腹地進攻，那么陸戰的優勢將會朝著俄國一方傾斜。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雖然清政府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但決定清廷安危的則是兩國在朝鮮、遼東和山東等陸地戰爭中清軍的慘敗。1915年，丘吉爾主導的從海上進攻土耳其的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登陸作戰以慘敗而告終。一戰后期，海權國日本向俄國派出7萬軍隊——比其他大國都多——對陸權國俄國的國內革命進行軍事干涉。但隨著俄國內部戰爭的結束，日本意識到它不可能對這樣一個陸權大國進行干涉，于是在1922年撤出西伯利亞，1925年撤出庫頁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早已對印支北部取得控制權的日軍沿鐵路南下并擊潰馬來北部英軍；1942年12月10日，從陸地起飛的日本戰機將英國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和“卻敵”號擊沉。至此，英國在東南亞地區不僅失去了陸權，也隨之失去了制空權和制海權。1944年的諾曼底登陸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則是因為當時德國主力部隊在蘇聯戰場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等戰役中被連續擊敗，德國歐洲陸權崩潰。1982年5月，雖然英國在馬島海戰中憑借海軍力量贏得了離岸奪島的勝利，但是英國艦隊僅僅限定在馬島外圍作戰，尤其是當阿根廷本土起飛的戰機擊沉“謝菲爾德”號及“大西洋運送者”號以后，英國艦隊一度撤到遠離馬島的大洋。

第四，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是否會因區域海權戰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決于實行這一戰略的體系結構與時機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區除了霸權國以外還存在兩個以上的次強國，那么霸權國的優先制衡對象就是首先選擇區域海權戰略的次強國。從這一角度講，崛起國實施區域海權戰略存在著“先動劣勢”，即在同等條件下，率先實施區域海權戰略的崛起國會遭到霸權國的戰略圍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區內出現了二元結構，即霸權國與崛起國的實力都遠超其他國家，那么崛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就很難找到有效的推責對象。最后，在同一時期內，在與霸權國安全聯系更緊密的地區推行區域海權戰略的國家更容易遭到霸權國的圍堵。在這一圍堵過程中，霸權國甚至會鼓勵區域次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以便對更具威脅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國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理論上將全球海權同大國崛起之間建立起了因果聯系，但率先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的則是來自德國的“歐洲馬漢”提爾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地緣安全戰略的轉折點——逐漸從俾斯麥主張的區域陸權戰略轉向了威廉二世主導下的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并舉戰略。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權的戰略選擇直接導致了其在體系中角色身份與地緣安全環境的變革。為什么在19世紀末威廉德國、法國和美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施海權戰略，威廉德國遭到了英國的遏制，而法國和美國卻得到了英國的鼓勵與綏靖呢？答案就在于“威廉困境”內蘊的“先動劣勢”，即相對于同一時期法國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戰略來講，德國的全球海權戰略涉及的范圍太大了；相對于美國后來推行的全球海權戰略來講，德國推行全球海權戰略又太早了。因此，對于英國來講，來自追求全球海權的威廉德國率先構筑的威脅要遠遠超出僅在地中海構筑區域海權的法國和英德兩敗俱傷后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國。

德國的“先動劣勢”導致了英國對體系內其他崛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實行鼓勵或綏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拿破侖戰爭后取得歐陸霸權的沙皇俄國想獲得黑海區域海權以及達達尼爾海峽控制權時，海權霸主英國將其視為最大挑戰者。一方面，英國默許海陸復合型國家法國增加地中海區域的海上軍備；另一方面，聯合法國并不惜同俄國打一場需要登陸作戰的克里米亞戰爭。同時，也能夠解釋為什么一戰前英國為了同德國爭奪海權，一改往日的防范法國加強直布羅陀與地中海海軍實力的政策，轉而鼓勵法國在地中海掌握海權優勢，并默許沙皇俄國積極發展黑海艦隊控制達達尼爾海峽。

“威廉困境”的政治化解：俾斯麥德國與地中海法國崛起的戰略啟示

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在崛起進程中必然會伴隨來自海陸兩大空間的戰略壓力嗎？這一問題的答案與其說是權力結構分布造成的必然，不如說與崛起國奉行的安全戰略有著更大的關系。俾斯麥德國是典型的追求區域陸權優勢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而地中海法國則是典型的奉行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通過對實施區域陸權戰略的俾斯麥德國、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的法國和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并舉戰略的威廉德國比較發現：首先，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選擇區域陸權戰略面臨的安全壓力最低。其次，對于實施區域海權戰略的國家來說，僅當國際體系中存在推責對象——在同等重要的區域率先追求區域海權者或同一時間內在更重要地區追求區域海權者——的時候，海上霸主才會對區域次強國進行戰略綏靖并鼓勵其追求區域海權。再次，當一個海陸復合型崛起國選擇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并舉戰略時，其必然因面臨來自兩大戰略空間聯合的壓力而陷入“威廉困境”。最后，如果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放棄了最基本的區域陸權戰略，就等于徹底放棄了大國地位，其不僅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海權爭霸，同時還將面臨來自周邊陸上強鄰更大的進攻風險（見表2）。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的頭20年，俾斯麥能夠以其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成功地引導或壓制住國內主張對外擴張的利益集團的權力沖動。俾斯麥擔任德國宰相時，國內關于海外殖民和擴張海軍的呼聲日隆。俾斯麥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的決策能夠一直保持對社會思潮的“引領”，通過提供超出相關利益集團預期的政治利益或在某個利益集團提出完整的政治訴求之前就果斷給予其可能要求的政治結果，對其加以駕馭和引導，使之處于可控狀態。俾斯麥曾私下里向英國駐德國大使表示：“德國的地理位置并不適于建立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來保衛本土或貧弱的海外殖民地。同時，德國的地理位置也不適合發展成為一流海軍強國。”

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奉行的是典型的區域陸權戰略。這種戰略的最大特征便是僅僅將國家安全戰略目標限定為在西歐地區獲得陸權優勢。俾斯麥與同一時代的另一名戰略高手拿破侖三世最大的共同點在于，二者在等待戰略機遇上都擁有無限的耐心：耐心等候聯盟者上門，耐心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普丹戰爭后，俾斯麥曾告誡他的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的地點守候多時，忍受身邊昆蟲的覆蓋與叮咬，直到射擊最佳時機到來。”然而，耐心與定力只是崛起國等待與把握戰略機遇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俾斯麥與拿破侖三世之間具有決定性的不同點則是：前者更懂得國家在追求利益的問題上要考慮到國際社會的整體反應而主動地自我節制——在普魯士發動的三次統一戰爭中，俾斯麥都獲得了除對手以外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支持；而拿破侖三世的貪婪與俾斯麥的節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直接導致了法國成為擋在德國前面最佳的推責對象。

布萊恩·希利（Brian Healy）與阿瑟·斯坦（Arthur Stan）通過細化國家能力指標，以及將外交事件劃分成沖突與合作兩種類型，來論證為什么在俾斯麥主政德國期間歐洲地區沒有出現制衡德國崛起的軍事聯盟，其結論為：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以后，由于俾斯麥奉行自我節制的戰略目標——這種目標使除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有理由相信德國不是一個潛在的侵略性國家，而是一個對現狀安排與國際秩序完全滿意的國家——德國并沒有因為強大的陸權優勢而成為歐洲大國制衡與防范的對象。完成統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擁有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陸軍。為了避免成為歐洲權勢均衡的制衡對象，俾斯麥多次公開宣稱：統一后的德國利益已經飽和，不再有侵占更多領土的任何野心，以此來向俄羅斯表明自己對巴爾干沒有興趣，向英國表示自己對海外殖民毫無野心。

在俾斯麥主政德國的近20年時間里，他始終小心翼翼地避免本國直接卷入同霸權國英國的沖突之中。“他用超乎尋常的審慎，不讓任何大國有任何借口組建反德聯盟。”整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將外交政策的重點牢牢限定在歐洲大陸，這反而使法俄成為了與英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通過“海洋貿易安全搭車”與“安全威脅角色推責”的搭配組合，俾斯麥為德國崛起贏得了穩定而寬松的國際環境，有效地避免了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可能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

俾斯麥推行“海權搭車”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明白對于任何國家的商業利益和海外殖民地來說都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安全，而任何試圖使德國海上力量超越英國的努力都會激活一場得不償失的軍備競賽或被英法海軍聯合的優勢所完全沖抵。同時，德國并沒有因為放棄追求強大的海權而面臨海外貿易的風險或降低了其崛起的速度。事實上，海權與國家崛起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提爾皮茨在鼓吹擴充海軍時反復強調海外經濟利益對德國生存與繁榮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但在一戰中面對協約國嚴密的海上封鎖，德國仍在美國參戰前的四年消耗戰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對英法俄保持了明顯的戰略優勢。美國雖然是當今最大的海權國，但其海權的發展則是在其獲得全球經濟霸權幾十年之后才開始進行的。因此，海權與海外經濟安全之間并沒有時間先后關系或邏輯上的因果關系。

通過對俾斯麥德國的戰略選擇與崛起壓力的研究可以發現，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在崛起進程中并不必然會伴隨來自海陸兩大地緣空間的擠壓與圍堵。俾斯麥通過推行單一的區域陸權戰略，并憑借其個人的領導才能，緩解了德國崛起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全面沖擊，這為德國在區域陸權戰略下持續的崛起贏得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俾斯麥戰略的成功一方面源于他的耐心、審慎與節制力使其抵御了追求更大權力聲望與國家榮譽的誘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有充分的政治才能協調和引導國內不同利益集團激進的政治訴求與野心。然而，當1890年俾斯麥黯然下臺后，德國在大戰略上的“壓艙石”就不復存在了。他下臺后，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干的庸人”和一大批易于憤怒的民眾。歐洲各國很快發現，就在經濟發展為德國這艘巨輪添加馬力的同時，輪船的舵手卻被船長趕上岸了。

同俾斯麥的區域陸權戰略不同，在克里米亞戰爭后，法國不僅從俄國手中奪回了歐洲陸權，同時也積極追求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由于拿破侖三世推行的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兩棲戰略在當時沒有推責對象，直接導致了英俄奧等國在普法戰爭中支持普魯士制衡法國。普法戰爭的失敗使法國喪失了歐陸霸權地位。俾斯麥為了鼓勵法國放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要求而積極支持法國在地中海及其北非沿線進行殖民擴張。在俾斯麥執政時期，法國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由于俾斯麥堅持區域陸權戰略，因此，在普法戰爭后的20年里，對海上霸主英國威脅最大的國家就是侵蝕地中海區域海權的法國和侵蝕黑海地區與達達尼爾海峽海權的俄國。

隨著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國的全球海權戰略成為了法國和俄國區域海權戰略的最佳推責對象。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后，英國也逐漸默許了法國在地中海區域追求海權的努力，并于1912年7月22日通過《英法海軍協定》將地中海地區防衛任務全部交給法國海軍——法國兩大主力艦隊北海艦隊與地中海艦隊全部移師地中海——而英國海軍則分擔了法國大西洋沿岸的保衛任務。同時，在《英俄協約》簽訂以前，英國對俄國在黑海達達尼爾海峽地區和遠東地區攫取區域海權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并不惜發動克里米亞戰爭和支持日俄戰爭來打擊俄國區域海權戰略對英國全球海權地位的侵蝕；而當1907年《英俄協約》簽訂后，英國甚至在一戰前主動鼓勵俄國黑海艦隊取得黑海區域海權并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以確保英國同印度殖民地海上航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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