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50年了。1965年1月24日，“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溫斯頓·丘吉爾告別了塵世中的偉大。

丘吉爾獲得了一個國葬來證明自己的偉大，這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英國政府首次為平民舉行國葬。30萬人哭泣著列隊走過他的靈柩，6000人參加了他的葬禮，其中包括6位國家君主和15位國家首腦。

丘吉爾的身上充滿著矛盾與悖論。

他為大英帝國打贏了生死攸關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卻也見證甚至親手主持了大英帝國的漫長葬禮。在丘吉爾1965年去世之時，大英帝國已經喪失了幾乎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對于丘吉爾這樣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而言，一生猶如夢幻泡影。

他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1940年5月從辭職的張伯倫手上接過了組建戰時內閣的重任，用“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帶著英國挺過了戰爭最艱難的時刻，卻在1945年德國投降之后不久，便經歷了一次大選慘敗，黯然下臺。對于英國人民的始亂終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引用古希臘哲人普魯塔克的名言說：“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志。”

他一生以頑固的反共立場而著稱，曾將十月革命后的布爾什維克稱為“殘暴的大猩猩”。但就是這位大不列顛最出名的“反共斗士”，卻在蘇德戰爭爆發后的當天，第一時間站出來發表演說為蘇聯鼓與呼，強調“任何一個同納粹主義作斗爭的人或國家，都將得到我們的援助”，而后也的確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但又是這位蘇聯“忠貞不渝的朋友”，在二戰剛結束幾個月之后，便針對蘇聯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正式拉開了冷戰的序幕。

好吧，這就是丘吉爾。一個充滿爭議的悖論者，一個有著數張面孔的偉大人物。

被漠視的預言家

無論丘吉爾是誰，他首先是一個政治家。從他1900年當選議員步入政壇算起，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的政治生涯長達60年，其間數次穿梭于內閣，在1940年和1951年兩任首相。

不過，丘吉爾作為政治家的所有偉大與榮耀，都是來自二戰中的國家領袖，他拯救了瀕臨戰敗的英國，而戰爭則成就了他的偉大。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自動忽略那個1900-1940年期間的政治家丘吉爾，雖然他當選了無數次議員，做了無數個頭銜的內閣大臣（內政、海軍、軍需、殖民事務、陸軍、財政），但最恰當的評語可能還是“平庸”。

請原諒，我竟然遺漏了丘吉爾在二戰前的一大閃光點——預言家。在二戰前那個綏靖主義盛行的年代，丘吉爾幾乎是英國政壇唯一始終大聲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對裁軍的異議分子。

很不幸的是，戰前的英國完全沉迷于首相張伯倫的浪漫和平主義之中，一次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戰爭訛詐。當1938年9月張伯倫和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得意洋洋地高喊著“我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國時，丘吉爾卻在議會公開宣稱“一切都結束了”，“不要以為這就是結局，這僅僅是算賬的開始”。

自然，一年后二戰爆發完全證明了丘吉爾的預見。但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的英國在希特勒崛起之初就聽從了丘吉爾的盛世危言，及時阻止了希特勒的野心和實力膨脹，那么二戰很可能就會打不起來，如丘吉爾所說，“從來沒有一場戰爭比這次戰爭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巨大的悖論在于，如果二戰沒有爆發，對于英國和全世界固然是幸之大幸，但丘吉爾就會喪失了可能是成就他偉大的唯一機會。或者這么說，英國歷史上至多會多一位有“先見之明”的政治預言家丘吉爾，而世界歷史上會少了一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2002年BBC一次著名的票選結果）。而預言家么，預測對了又能怎樣，不過是袁紹手下的謀士田豐之流。

政治家可以怎樣偉大

談論大政治家丘吉爾，必須回到二戰。在我看來，丘吉爾在戰爭中的政治貢獻主要有三點。

先說第一點，在戰爭的逆境中，丘吉爾顯示出了近似非理性的勝利信心和不屈的戰斗意志。

丘吉爾是在1940年5月10日傍晚成為英國首相的。盡管丘吉爾對此表現得和官迷一樣興奮，但實際上他從前任張伯倫手上接手的是一個面臨崩盤的爛攤子，從空中、陸地到海洋，大英帝國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的連續挫敗。上任后僅僅一周，德軍就突破了法國的戰爭圖騰馬其諾防線，法國戰敗已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上任后，丘吉爾很快就在下院發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說，大大振奮了沉浸于失敗主義情緒當中的議員老爺們，“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奉獻給大家”。演說的關鍵詞是“戰斗”和“勝利”，前者針對國內與希特勒媾和的聲音，后者針對的是失敗主義者，“你們會問，我們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們的政策是努力戰斗，在海上、陸地上、在空中，盡展上帝所賦予我們的全部力量，與一個有史以來從未見過的殘酷暴君戰斗，這便是我們的政策。你們會問，我們的目標是什么？我能夠用一個詞來回答你們，這就是勝利。”

戰局的發展很快就證明了丘吉爾的“大話連篇”。僅僅兩周后，也就是5月底，英法聯軍已經全面潰敗，被德軍包圍在敦刻爾克。當時的問題已經不是法國會不會戰敗的問題，這簡直是肯定的，而是英國人能從敦刻爾克撤回多少人。

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國人。盡管英軍從敦刻爾克成功撤退，但實際上將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海峽對岸，英國正面臨被德國全面入侵的風險。丘吉爾此時的樂觀再次令人瞠目結舌，“我厭倦了總是防守”，打算反攻“襲擊敵人的領土”。當國家美術館館長建議把最貴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時，丘吉爾真誠地回答說：“一件都不用送走，我們會打敗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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