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名將亞歷山大·馮·克魯克指揮的德國第一軍團，受命以梯隊形式跟隨友軍第二軍團，但克魯克在沒有通知司令部的情況下選擇了以突飛猛進的速度前突。這一委托-代理問題，讓謀求速勝的德軍與法軍在巴黎附近的馬恩河防線僵持，德國由此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絕望的德軍總參謀長小毛奇面色蒼白地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陛下，我們輸掉了戰爭。”

一份基于純粹概念的、完美主義的天才戰爭計劃，卻由于種種錯判和失誤，最終落得紙上談兵的下場。用19世紀初的普魯士參謀總長馮·格羅曼將軍的話來說：“花幾年時間在辦公桌上制訂一個詳盡的作戰計劃純屬胡鬧，那是軍事領域的文學創作。”

歷史學如何面對“經濟學帝國主義”

兩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信心滿滿地說：“我們使用的經濟學原理跟其他優秀原理一樣，適用于任何時間和地點。”他們希望至少可以傳達某種希望和信心：經濟學可為研究或重新審視軍事史學提供一條有效的途徑。

在兩位作者的眼中，經濟學并不像物理學和工程學那樣是只涉及“純物質”的科學。恰恰相反，“它是一門涉及物質和非物質問題的決策科學。它是在經常不精確、不明確和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決策的科學。”類似地，戰爭的計劃和發動同樣需要做出選擇，因此，軍事史是適合經濟分析的，或者說，采用無孔不入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乃至其他學科的原理，也能豐富和提升對軍事史的分析方法。“歷史事實仍然還是那些，但是它們的選擇、順序和解釋變化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贊成兩位作者對方法論創新路徑的闡釋與論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早已在其經典《戰爭論》中視戰爭為激情、機會和理性三位一體而形成的東西。正如倫敦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羅恩·史密斯《軍事經濟學：力量與金錢的相互作用》中所說：“有一點可能會使經濟視角看起來有些怪異——經濟學家通常假定人都是理性的，但是，這種理性假定在許多領域、特別是軍事領域常常遭到質疑，因為它明顯沒有抓住戰爭導致的浪費、激情和沖動這些客觀事實。”

我認為，杜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阿歷克斯·羅蘭對本書的批評是中肯的——其雄心勃勃的副標題“軍事史的經濟學解讀”恐怕有些言過其實了。倒是兩位作者在全書末尾所提出的，“我們的目的不是要以經濟學為基礎來呈現宏大的歷史理論，而只是想探尋如何把經濟學原理注入軍事史和從這種新見地中能得到什么”，這種態度更為謙遜而客觀。

只有將宏觀的國家間博弈、中觀的集體行動、微觀的個人動機糅合長時段的世界體系衍變、國家形成與社會變遷分析，吸收、借鑒、驗證、采納、駕馭并整合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系學、比較政治學乃至心理學和地理學的理論體系、敘事框架、形式模型、材料梳理、案例研究、數據解釋與擬合，才能有助于歷史學在研究具體歷史對象時獲取新的視角，拓展新的思路，促進歷史重構與歷史闡釋的深入發展。這既是軍事史學科發展的應然，也是歷史學自身歷史結構的必然。

文/龐溟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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