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一種“中華國性”立場的抗戰書寫值得提倡。這一概念是在“家國理念”的基礎上對其核心思想的進一步升華，體現的是一個國家民族更高的文化主體性自覺。“中華國性”不僅涵括了“家國理念”的政治意蘊，而且它作為一種文化德性范疇，則具有一種恒久的穩定性，因而也更具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各種具體的意識形態觀念總會隨著一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的發展而發生變化、更迭，而文化的德性，即，這種基于同根同源文化基因所形成的文化本色和表征中國人身份的文化屬性將會跨越時空、超越歷史的階段性，而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消失離場。

端正藝術創作與歷史敘事的態度，在抗戰的歷史敘事中秉持真誠、客觀、公正的書寫立場，對這場抗戰所有的參與者作一視同仁的陳述，使其書寫具有全息的“史記”品質，把歷史認知的態度與藝術敘述的詩學有機地縫合起來，使它不但具有藝術的感染力，同時還得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或是達向抗戰書寫理想之境的必須。

目前，還要對“抗日神劇”的泛濫保持應有的警惕。所謂的“抗日神劇”是以去歷史、去政治、去中心的消費主義立場、游戲主義態度和娛樂化手法解構抗戰敘事的政治性、歷史性和莊嚴性。此類敘事以“眼球經濟”為面向，一味追求敘事戲說化、情節離奇化、人物傳奇化、視聽奇觀化、表演搞怪化的所謂的觀賞性和可看性。它們往往借抗戰之名和戰爭題材之便有意強化血腥、暴力、奸淫場面的展現；常以穿越、戲仿、揶揄、無厘頭、惡搞的敘事策略來對抗現實主義“宏大敘事”的美學標范，從而制造出了一批武打抗日、雜技抗日、神器抗日、美女抗日的后現代魔本。像以抗戰喜劇電影自詡的《舉起手來》（2003）毫無滑稽、幽默的喜劇感，而只會以惡搞為能事，將淳樸的村民演繹成神力附體的游擊者，而把窮兇極惡的侵略者描寫成癡憨傻呆的“小鬼子”，豈不知編造者在貶低敵人能力的同時也降格了我們自己。而歷史告訴我們，這場民族抗戰是以犧牲一千多萬同胞生命為代價的，其艱苦卓絕是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基本認知，凡是以“想象性解決”意淫自己強大的編造終究是自欺欺人的自“愚”自樂；我們在消費抗戰歷史的同時，也瓦解了民族抗戰的神圣性、家國之殤的悲愴性，這是對犧牲英靈的極大不敬和褻瀆，“抗日神劇”不僅污染了我們的文化環境，更是以低劣的文化品位傳播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形象。

政治表達與藝術表現的辯證關系也需要認真把握。政治的訴求應與藝術的規律有機融合，而不是作傳聲筒式的宣教。要學會如何“從政治的電影走向電影的政治”的破題思路。電影的政治是其意識形態功能的自然現身，而不是凌駕于藝術規律之上的強行綁架，敘事者要能夠把政治理念付諸感性顯現的形象思維之中；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主導意識形態化育的功能，達到“潤物細無聲”的傳播效果。

戰爭敘事的倫理認識水平也要不斷提升。抗戰書寫一直是進行歷史國情認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愛國主義絕不等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因此，抗戰書寫不以增加“民族主義”仇恨、引發民族復仇為目標，而以警惕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追求倫理道義的上善書寫；據守以正義戰爭反抗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以捍衛世界和平和人類尊嚴的立場進行敘事。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侵略者殘暴的控訴和受害者遭虐的展示上，而應在揭露侵略者罪惡的基礎上，思索侵略戰爭對人的良知、人性和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戕害，多關注戰爭中的生命個體、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命運，這其中既包括受害者自身，也包括加害者自己。要避免普世價值驅離民族情感，反之，亦不可以民族主義否定普世價值，而是要把人類倫理普遍性的探究與特殊歷史中的愛國主義情感有機地結合起來。

影視藝術從來就不只是政治的，或絕對藝術的，抑或以產業為唯一目的的，它一定既是美學的，同時也是政治的、經濟的和倫理道德的。當下影視藝術的創作、生產、傳播方式和生成語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多元而復雜；研究者就是要不斷跟蹤其發展，省察其中所潛隱著的各種政治無意識的博弈，分析其性狀，揭示其癥候，以便為當下的核心價值觀建構提供有益的參照；而努力方向就是要通過藝術與政治的有效契合和良性傳播，使當代中國的國家形象及其主體性安放在一個強健、富有包容性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基座之上。

文/于忠民 原載于《學術月刊》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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