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關押戰犯最多的旅順戰俘管理所（其中有著名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傀儡溥儀）里，中方人員不厭其煩地做囚犯的思想工作，最后就連最頑固的偽滿前副總理古海忠之都做了公開懺悔。經過了這個步驟后，待到法庭宣判的時，幾乎都不再需要中國檢察官了，因為經過無數次“向組織交心”后，戰犯們大部分會自動陳述罪行，情緒激動的還痛苦流涕，甚至當堂跪下——場面令人動容。最后沒有一個戰犯被判死刑，他們大多被判十幾年刑期，其中很多在獄中還得到了減刑，50到60年代相繼被釋放回國。

顧若鵬指出，北京對審判過程的細致報道，是希望將其轉化為對新政權合法性的國際宣傳。并在備受孤立的國際環境中，以“改造好”的歸國戰犯為說客，盡量拉攏日本，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島鏈包圍圈中，撕開一個裂口。但是57年6月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在訪問印度時，卻給北京當頭澆了一盆涼水。岸信介在會見尼赫魯時表示，日本可以和大陸展開貿易，卻無意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也就是說，支持中華民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什么比岸信介這個甲級戰犯重新當上日本首相更具象征意義的了。而古海忠之回國后不久也改口，說自己認罪只是被長期囚禁后，不得已說些中方人員愛聽的違心話，為爭取輕判罷了。在我看來，北京多少高估了“延安經驗”，即通過群眾運動對人進行思想改造的效果。因為它的保持，往往得依賴于后期一連串強度不斷升級的運動群。日本戰犯并不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生活在這種持續性的外部高壓環境中。他們一旦回國，思想發生某些退化其實是很自然的。

關于日本為什么不能像德國那樣徹底反思戰爭罪行，相關的討論已汗牛充棟，但本書還是能給我們一些新的思考：責任其實不僅僅在日方，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日本民眾固然有一種對于歷史罪責的健忘癥，但戰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兩岸出于各自政權利益的考量，或是“以德報怨”，或是“擱置爭議”，都在某處程度上縱容了軍國主義的復辟。

另一個原因在于，中國始終沒有出現像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那樣的獨立思想家，對于普通日本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提出類似于“平庸的惡”那樣有沖擊力的解釋，并激發全社會關于這個問題的深度討論。顧若鵬認為，這不能怪中國學者，因為“戰后華人世界根本不存在允許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的言論空間。”所以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究竟如何正視歷史，如何以史為鑒，恐怕不只是日本的問題。

文/尹敏志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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