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荷蘭的全民皆商崛起模式不同，蘇聯是以一種意識形態狂熱卷起的國家權力動能，由國家暴力直接推進的工業化，迅疾實現國家崛起，并因此激發領導世界的政治雄心。這也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國家發展方式。

蘇聯據以建國的俄羅斯，本來是歐洲一個貧窮的國家。十五、十六世紀，莫斯科公國領頭擺脫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獨立國家。直到十七世紀，由于俄羅斯與東方的接近，與西方的疏遠，一直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彼得大帝上臺，確定了俄羅斯的帝國體制。并倡導、推進學習西方的改革，俄國的工商業才逐漸發展起來。彼得大帝的改革從著裝到官制，再到國際關系處置方式，都依循西方。這些措施，將俄羅斯整合成一個初具現代規模的國家。后來，經過葉卡捷琳娜時期的開疆拓土，俄國勢力大大擴展。打敗了拿破侖的亞歷山大一世，高歌進入歐洲心臟地帶。同時也為俄國人感受西方現代文化提供了寶貴機會。亞歷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亞戰爭后，意識到俄國的落后在于工業發展緩慢和政治體制糟糕。因此下定決心廢除農奴制，并發愿讓社會上層階級和底層群眾都能接受改革和從中受益。他的遇刺，中斷了俄國的改革。隨后的日俄戰爭失敗、“一戰 ”的處境，導致俄國國內矛盾的迅速激化，二月革命發生。但革命后產生的克倫斯基政府，無力對付國內龐雜的事務，更無力對付保皇黨和共產黨的兩面壓力，經濟疲弱、腐敗橫行，又強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在十月革命中被風卷殘云式地摧毀。

十月革命建立起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這實際上是俄羅斯及其強制納入準帝國體系的衛星國組成的畸形國家。蘇聯的國家建構基礎，不是憲法，而是意識形態。只是在建國之初強行實施的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遇到明顯的阻力，顯然無法推行下去的時候，才以新經濟政策的名義做出了退讓。但這并不等于說新生的共產主義國家就釋放了剛剛被自己成功捕獲的國家。繼承列寧權位的斯大林，一方面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毫不留情地清洗了黨內敵對派系。另一方面，又以 “一國率先建成社會主義 ”作為號召，提升國家的物化實力。他不惜工本、耗竭性使用國家權力，強制推行國家的工業化，促使蘇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成為工業國家。

這些措施，在今天看來，缺少正當性支持。但在將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快速轉變為實力強大、足以稱霸世界的國家發展方式上，還是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對于那些同樣貧窮落后、而又急于后發先至的國家來說。用今人熟諳于心的說法，就是蘇聯領導人以國家強制的工業化解決了硬實力問題，以意識形態的說辭建立起國家的軟實力，以對別國的實利占有和虛詞誘引顯示出國家的巧實力。須知，英國晉入這樣的國家境界，用了五百年！美國確立其世界霸權，用了一百五十年！而蘇聯僅僅用了不到五十年！

蘇聯的迅速發展，確實仰賴國家的兩手措施：一是極具誘惑力的意識形態，二是國家暴力的強行推進。這兩手確實能以 “短、平、快”的招式，將國家面目全盤改變。但蘇聯的陡然崛起，卻不是以國家權力的規范架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和諧有序支撐起來的。國家實際上一直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因此它的突然崩潰，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蘇聯以七十年的時間代價，坐了一回過山車。

但這樣的國家處境，被它的外在輝煌嚴嚴實實地遮蔽住了，人們一般絕對發現不了國家的真實狀態。不唯一般民眾被蘇聯的國家力量所震撼，即便是研究國家問題的專家、探究國際關系的大師，也對之贊嘆不已。其間，也偶有一些批評，甚或是嚴厲的批判。但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與美國是平分世界秋色的兩個超級大國，幾乎是絕對無以撼動的結論。蘇聯也以一種領導世界的姿態，以社會主義領袖國家的身份，以工業化強國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社會的重要場合。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人們才目瞪口呆地發現，原來蘇聯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強大。而蘇聯在其延續的歷史進程中，其外觀上呈現的無比強大的國家實力，其實并不是切實可靠的國家實力展現，而是本文要說的 “蘇聯幻覺 ”。

蘇聯幻覺，是一種國家綜合實力不足以支撐強大國家運行，但卻硬生生地以強大國家自我確認、以強大國家介入國際事務、以強大國家掩蓋國內尖銳矛盾、以強大國家來為各種弊端遮羞的國家幻象。這樣的國家幻象，以人們在意識形態的循環性論證，尋找并發現不斷促使舉國陶醉的自證優越根據。

以國家力量單方面推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蘇聯制造出國家幻覺的一個重要 “推手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一度陷入戰時共產主義經濟的泥淖。經過新經濟政策的糾偏，國家勉強克服了經濟困難。一九二八年開始了五年計劃。這種計劃方式，就是一種旨在迅疾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盡管這種由國家權力不計代價推動的工業化，在黨內不斷出現爭論，但斯大林一意孤行，剛性的計劃經濟由此而起，國家所有制度由此定型：國有大型重工企業黑洞式地吞噬農業和輕工業所需要的資源，中央機構直接決定企業的規劃、管理和控制，黨的政治意志和國家的行政指令，成為經濟運轉的指揮棒。蘇聯的工業化目標倒是迅速實現了，但極度畸形的經濟體系就此難以矯正。這種高成本、低收益、完全無視市場功能的工業化模式，構成蘇聯解體的重要內因。

社會難以克制的依賴性，是官方堅持不斷制造國家幻覺的必然產物。這種依賴性，在社會精英那里體現為對權力的膜拜。技術精英是斯大林一直倚重的治國力量，但他們缺乏起碼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思考能力，幾乎成為國家并不均衡發展但卻予人強大感的國家幻覺的制造者。人文社會知識界普遍缺乏批判精神，缺少穿透現實迷霧的起碼能力，讓公眾始終沉浸在蘇聯對世界發揮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幻想中。結果，直到國家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都無人真正啟動糾錯機制。

在電視片《大國崛起》的編導梳理出的九大國輪流崛起的世界現代史畫面中，合理地給出了英美兩國主導三個世紀世界進程的理由。只不過編導們沒有同時合理指出在英美前后或同時出場的其他七國，是不是具有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說起來，真正的大國，必須有一系列嚴格的指標。簡言之，時間上的百年尺度和空間上的國際示范，是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大國的起碼指標。像荷蘭那種稍稍指示了現代方向，便被歷史埋沒的國家，既沒有為自己開拓可持續發展的國家道路，也無法示范其他行走在現代道路上的國家。如果堅持說荷蘭發揮過某種示范作用的話，那倒是一種誘惑國家全民皆商、一夜暴富的反面作用。全民皆商，不是說真讓全民實際進入商貿領域，而是讓全民指望經商致富，絕對不將心思花在國家建構、工業創新、科技發明、文化進化和社會改良上面。

蘇聯這樣的國家也是現代國家發展的負面樣板。本來后發國家應當通過更為扎實的國家建構和經濟社會發展功夫，夯實國家發展根基，從而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奠立堅實基礎。但蘇聯喚起的那種強將后發劣勢說成后發優勢，不計發展處境硬性追求后發先至的國家幻覺，必定將全盤模仿蘇聯建國的所有國家推向一個危險的境地。

處在國家發展十字路口和深度改革困局的中國，需要作別全民皆商、領導世界的空幻觀念，將國家引向健全發展的道路，坐實現代國家的基本價值與基本制度，改變單純以國家推動的發展模式，引入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形成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庶幾有望避免重蹈荷蘭與蘇聯的覆轍，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大國。

作者:任劍濤 來源:《讀書》2014 年第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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