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一封信，為軍委擴大會議升溫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根據中央成都會議的提議召開的，意圖是用整風方式討論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問題。會前醞釀時，軍委委員黃克誠大將表示：“訓練問題已爭了兩年，這次會議非作結論不可。”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指出：“蕭克、張宗遜兩個人的爭論，實質上是兩條路線的斗爭。”這些話為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定了調子。

５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開幕后，第一階段是和風細雨的。彭德懷在５月30日的會議上講話，雖然把批判教條主義上綱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體人。31日，他特地將張宗遜、蕭克、李達等同志找來座談，說：“你們對敵斗爭都堅決，不搞陰謀，不想推翻誰，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問題。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訓，不追責任。”“今天講清楚，不是整倒哪個，只是把相互間的成見、意氣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懷的意圖開會，軍委擴大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會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內解決，但毛澤東的意圖不是如此。會前他并未給會議定調，也沒有干預會議進程。５月29日海軍副司令員方強中將給大會主席團寫信，對會議的開法表示不滿，要求會議“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懷將信轉呈毛澤東，毛以極大的興趣閱讀并作了批示。信中說：“在我看來，我們的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戰略方針都是正確的。在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問題的。”毛澤東批道：“不存在問題么？”對信中反映的一些問題，如只強調正規化，不重視我軍的傳統；只講學習蘇聯，不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等，毛澤東批示：“一方面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就整個歷史說來不占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毛澤東敏銳地抓住方強的信，表達了他的意圖。他在信的開頭批示：“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我暫時不宜于講話，先要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６月７日，他給鄧小平寫信，要他“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大事抓起來干”，并要求鄧“應準備去講一次話，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

此時，毛澤東已經明確軍委擴大會議要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要提高到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來解決問題。鄧小平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召集幾位元帥座談，指出：會議的溫度不夠，暴露問題不夠，決定改變會議方法，把大會發言和大字報、小字報結合起來，在一周內造成會議緊張氣氛。這使彭、黃等人感到意外。黃克誠回憶：“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在這個背景下，彭、黃開始轉彎。９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指示：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范圍。他還傳達了毛澤東關于反對教條主義的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會議的形勢發生急劇變化。

６月20日全體大會，與會者增至1442人，會場也從軍委駐地三座門搬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講話中提出兩條軍事路線的斗爭，指責“軍事教條主義者”“不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而是搬運蘇聯的錯誤經驗”，指出他們犯錯誤有“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他在講話中還說：“我這個人是沒有學問的，是丘八學校和農民學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們所說，反教條主義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毛澤東對彭的轉彎頗為欣賞，在簡報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閱。”

毛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斗爭”的調子

６月21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的講話談笑風生，漫談我軍歷史，其中一些話很有分量。他說：“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有許多同志批評我，管軍事管得很壞。”“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也就是批評我。”接著他回顧了我軍歷史上幾次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出：“有這么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或管理軍隊的制度，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制度，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至于中間兩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照實際情況來打的，解放以后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我看總是有一點吧，多少有一點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的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軍隊有兩種傳統：有優良的傳統，有錯誤的傳統；有正確的傳統，有不正確的傳統；有馬克思主義的，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路線方面也是如此。和這些同志我們過去是有爭論的，現在都能夠團結一致了。個別同志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毛澤東的講話不僅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斗爭的調子，而且列舉歷史事例，進一步擴大了斗爭的范圍。

６月23日、29日，毛澤東兩次召集會議各小組長座談，對軍委擴大會議作進一步的、具體的指示。23日的談話還沒有涉及具體人，他指出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29日的講話則是針對劉伯承、蕭克講的，并對二人作了不同的評價。對劉帥，毛指出他“兩頭差些，中間好”。這是有深刻含義的。1930年代在江西蘇區，劉從蘇聯留學回來，任紅軍總參謀長，曾寫文章批評過毛的游擊戰術，指出：“有些同志并不從現代軍事藝術的進度和我們現在實際環境來活用現代的戰術與戰略，硬把古時的三國演義無條件的當現代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的當現代戰略。”當時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黨內確立領導地位和權威。劉伯承認為紅軍的戰術應該正規化，反對游擊習氣，是在黨內正常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此，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人說要學我的軍事學，我是沒有什么軍事學的。我有什么軍事學？不過只寫過幾篇文章。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答復中央蘇區那時候的爭論的。（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者注）因為慪了一肚子氣，人沒有氣是寫不出文章來的。”而“中間”指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劉在軍事指揮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但是對蕭克，毛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抓住一些歷史時期的恩怨，將蕭克定性為“投機”。

29日的座談中，毛澤東談道：“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具體情況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哪里的呢？為什么我們不能獨創？”林彪插話說：“我軍在政治上，如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一套。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講了。”“關于軍事科學、戰略問題，我們有系統的一套。列寧死得早，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及搞，斯大林沒有系統的一套。不必學蘇聯的，戰術問題上半學半不學……半不學，如戰術思想，我們有毛主席的，就不學他們的。”這些話很合毛的心意，毛稱贊說：“這樣好！”

29日的座談是軍委擴大會議的核心內容。由對事不對人到既對事，也對人。在樹立領袖權威方面，彭德懷遠不如林彪能體察毛澤東的內心。

以后的大會變成了對劉伯承、蕭克等人的批判會。有了毛的定調，劉伯承作了檢討之后，得到與會者的諒解。但是對蕭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斗爭范圍越來越大，葉劍英、粟裕、李達、陳伯鈞、鐘期光、宋時輪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擊。蕭克回憶：“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力。”

過火的批判，把“反教條主義”的斗爭擴大化，由部分單位波及全軍。一些歷史問題和恩怨也在會議上表現出來。特別是總參謀長粟裕，在事先毫無征兆的情況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發言者說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綱。本來這些問題與教條主義沒什么關系，卻成了會議批判的重點之一。結果，劉伯承被免去了領導職務，粟裕、蕭克、李達等一批將領受到錯誤的組織處理。蔡鐵根則被撤職、開除黨籍，“文革”中作為“反革命”慘遭殺害。以后30年間，軍隊強調突出政治，軍事訓練和正規化建設無法正常開展。直到改革開放時期，全軍上下才意識到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要性。但是，我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和世界先進水平拉開了很大的差距，要彌補過去的損失，趕上國防現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幾倍的努力和代價。

歷史的教訓與啟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和“反教條主義”斗爭已經有了結論。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評價劉伯承同志說：“他在軍事學院的許多建樹，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

回顧上述事實，我們應當吸取哪些教訓？

1.軍隊建設，應當實事求是地摸索經驗，切忌走極端。從全面學習蘇聯到“反教條主義”，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軍由戰爭年代的非正規化向正規化的多兵種合成軍隊轉變，勢必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不是通過一兩次運動就能達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學習蘇聯軍隊的先進經驗是必要的、正確的，不過，在某些方面也出現了生搬硬套蘇軍一些做法的教條主義傾向，但這些傾向沒有形成全軍性的錯誤。當意識到蘇軍的經驗與我軍的實際有差距時，不是采取逐步扭轉，而是采取矯枉過正的方法，全盤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軍的經驗又不能馬上跟上，結果造成了思想混亂，欲速不達。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吸收外軍的先進經驗，是我軍正規化建設和反侵略戰爭所必需的。建國初期對蘇軍、美軍的經驗還是比較重視的，后來“反教條主義”，強調“政治掛帥”，盲目自信，加上歷次政治運動的干擾，拉大了我軍與外軍的差距。海灣戰爭爆發后，我們才意識到現代化戰爭的發展水平，從而全力追趕高科技，研究現代戰爭。如何借鑒外軍經驗，我們有許多教訓需要總結。

3.軍隊建設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是一個不斷探索、總結的過程，有爭論是正常的，絕不能將爭論上綱到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高度。應該指出，在1958年以前，軍隊內部的民主空氣是相當濃厚的，不論職務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國防戰略、我軍建設等重大問題暢所欲言，并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以后，階級斗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甚至與宗派山頭等歷史糾葛混合在一起，給黨內軍內造成惡劣影響。1958年批判教條主義，彭德懷還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僅僅一年后，在廬山會議后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成了集中火力打擊的對象。這樣的歷史悲劇，直到“文革”結束后，我們才開始了真正的反思。

（本文作者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作者：劉統 來源：《同舟共進》2010年第4期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1958年反軍事教條主義的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