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上旬，我在華盛頓參加一個中美學術交流活動，并借機會見了一些美國官員、智庫人士和專家學者。就中美關系而言，聽到的信息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美方人士普遍肯定了今年5月以來雙邊關系止跌企穩的勢頭，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國會兩黨參議員、前國務卿基辛格等知名人士相繼訪華，人文交流也開始恢復；憂的是美國對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的打壓變本加厲，兩國在其他領域的戰略分歧也沒有縮小。在中美雙邊關系走向仍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美國即將進入2024大選年，國內政治的激烈爭斗，以及烏克蘭危機、巴勒斯坦危機等地緣政治沖突，對兩國關系恐會造成更大的負面沖擊。

2021年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繼承了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將中國視為對美國“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拜登政府制訂了系統的對華政策，包括政治、經濟、技術、軍事、外交、國際安全等諸多領域同中國的競爭。美國國會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反華議案，在表決中都以壓倒優勢通過，說明兩黨在對華政策思想上相當一致。我在2022年2月以后四次訪問美國時都發現，盡管發生了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挑戰，盡管美國政界在對華政策方面意見紛呈，但對于將中國定位為主要的長期戰略競爭對手這一點，美方朝野和各界卻鮮有爭議。因此，無論明年大選結果如何，美國對華戰略的發展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絕大多數美方人士都表示，希望避免同中國發生軍事沖突和戰爭。在最近這次訪問中，美方人士幾乎是眾口一詞，即希望美中關系保持“穩定”，卻對“改善”不抱希望。也就是說，美國一方面要保持同中國的戰略競爭姿態，為了“競而勝之”（outcompete）將不惜犧牲某些經濟利益，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對華關系的大體穩定，以免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大局或激化國內矛盾。某些美方人士推測，在明年選情即將白熱化之前，拜登政府如果實現了對華關系改善，美國的“鷹派”會跳出來指責它對中國過于軟弱，對民主黨選戰不利；而如果對華關系嚴重惡化，從根本上損害美國經濟利益或國家安全，對選戰同樣不利。這就是美方現在尋求對華關系“穩定”的國內政治考慮。

在這種政治考慮的背景下，美國對中美官方、半官方和民間交流的熱情升高了。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訪問美國，會見了拜登總統。接下來的期待，是11月中旬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上，中美兩國元首的雙邊會晤。這將是習主席自2017年4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總統舉行中美元首正式會晤后，兩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美國會面。美國進入大選年后，中美首腦雙邊會晤的機會不會太多。因此，舊金山中美會晤的意義重大，要為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定下基調，為明年的中美官方互動做出安排。

美方在當前對華關系中提出的一個議題，是芬太尼問題。作為一種誕生于1960年的人工合成藥物，芬太尼原本用于醫療鎮痛。它的麻醉效力比海洛因強幾十倍，而且制造成本低，又很容易上癮，因此被毒販摻入各類毒品中。近年來，藥物濫用已超過槍支暴力和車禍，成為美國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芬太尼等阿片類藥物的濫用最為嚴重，造成的死亡案例已經超過每年十萬人。芬太尼問題于是成為美國國內最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之一。美方聲稱，“中國化學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國”，要求中方“幫助打擊芬太尼非法貿易”。近來，美國以涉嫌生產銷售涉芬太尼化學前體和相關設備為由，起訴、制裁了一些中國企業和公民。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芬太尼問題，將芬太尼及其類似物全部列入管制品種，對它的生產、銷售、使用、進出口等環節進行嚴格監管，為防范芬太尼非法制販及濫用做出了積極努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中美之間已經建立了多層次、多渠道的禁毒合作機制。盡管芬太尼問題主要是因美國自己防范不嚴造成的人道災難，不應“甩鍋”給中國，但中方仍將繼續堅持中美禁毒合作。

在當前的中美交往中，臺灣問題仍是中方關注的首要問題。明年1月，臺灣將進行地區領導人選舉，而新一屆領導人在5月才會正式上任。可以預見，這一段時間將是中國兩岸關系的敏感期，也是中美關系的敏感期。中方有理由要求美方在臺灣問題上謹言慎行。

隨著中美雙方交往的頻率和級別的升高，尚待處理的問題單子會一個接一個地提出來。另外，烏克蘭、巴勒斯坦等多邊安全危機，也需要中美共同努力，協調處理，而不應讓它們成為促發中美戰略分歧擴大的因素。必須看到，中美關系還遠遠沒有走出低谷，任何一個突發事件的處理失當，都會將不易得來的止跌企穩勢頭重新壓回原點。本月初訪問華盛頓時，一位美國官員告訴我，他對當前中美關系的走向持“謹慎樂觀”（cautiously optimistic）的態度,并詢問我的看法。我的回答是“我只謹慎，而不樂觀”。在這個問題上，我倒希望他是對的。（作者：王緝思 來源：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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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成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2期

導讀

本文從技術史視野出發，把技術史與軍事史及傳統政治史結合起來，圍繞火器革命對于現代化進程的影響，提出了一種有助于分析技術與文明變革的解釋框架，體現出不錯的理論思維。文章初稿相對冗長，經過編輯建議，在修訂時擇取重點，突出其認識思路的主要方面，提升了理論價值。作者結合中西大分流的視野，立足全球文明的高度，依據歷史發展中具體而關鍵的國家軍事機制，針對中西文明不同道路的演進做出自己的論斷，觀點雖不乏可商榷之處，但這種跳出長期盛行的“碎片化”研究的學術意識，顯得難能可貴。研究視野的開闊和學術范式的鼎新，正是《探索與爭鳴》所始終追尋的學術風度。由此，我們也期待著更多優秀成果的匯聚。

——楊義成，《探索與爭鳴》編輯

01

技術革命與近代國家興衰：三種因果路徑及其評述

中世紀以后，西歐發生了多場軍事技術革命。隨著17世紀以后火槍的改進，熱兵器逐漸代替了冷兵器。早期的火繩槍存在射速過慢的缺陷，在戰斗中僅被零星使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火器的射擊速率大幅上升，但仍然需要通過步兵方陣和士兵間的協調來增加戰斗力。這一技術進步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政局，成為一系列變革的開端。

要理解技術革命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就需要重新審視技術與發展之間的因果路徑。過去的研究常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技術變革在何種時空中，以何種方式影響到了國家內部的組織形式和財政結構，從而通過制度的中介效應影響國家興衰。這種機制比單純的生產率或戰斗力的提升更為重要。換言之，技術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船堅炮利的“硬件”變化，更重要的是為適應新技術而產生的“軟件”變化，即國家能力、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的變化。

本文并非旨在給出一個關于技術如何影響制度變遷或國家興衰的一般性理論，而是試圖在一個具體的時空情境下（18世紀初的西歐），探討火器改進到達臨界點后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層面的“蝴蝶效應”，并以此為案例來展示技術革命與國家發展之間的聯系機制。本文所討論的火器革命，主要指從火繩槍到燧發槍的改進，選擇這一案例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火器革命引發戰爭形式變化，奠定了近代戰爭形態的基礎。18世紀的戰爭迥異于16世紀和17世紀，且在其后約150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化。其次，18世紀之前的技術革命存在較多的內生性因素和干擾變量。而18世紀初技術擴散速度遠高于此前，并且最重要的變量——宗教因素的作用大幅降低，故而可以更清晰地觀察技術革命對制度的影響。其三，18世紀上半葉，歐洲各國國際競爭逐漸加強，技術革命帶來的系統效應，可以視作18世紀下半葉西歐的改革與“開明專制”的“關鍵先期條件（Critical Antecedents）”，因此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

過去的研究者在解釋18世紀火器技術革命與國家興衰的關系時大致有三類理論。

第一種理論側重于討論技術變革的直接影響，即技術提升了戰斗力。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將技術和戰爭能力直接作為度量社會發展和文明程度的尺度。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討了軍事技術革命如何讓歐洲獲得相對于其他地區的優勢。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認為17世紀軍事技術（包括科技和管理技術）的提升對18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造成深遠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歐洲為案例，討論火器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歐洲和其他地區之間的戰斗力或綜合實力的差異。

第二種理論認為，技術革命通過影響國家內部的組織形式，強化了國家能力，有利于實現現代化。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認為，真正有意義的變化不在于軍隊所持有的武器，而在于軍隊建設本身以及使用它的政府。布萊恩·唐寧（Brian Downning）認為，戰爭烈度影響到國內的動員程度，最終決定了制度的差異。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闡述了高強度的國際競爭與國家建設的時序如何影響制度安排。約翰·查爾茲（John Childs）通過對整個歐洲戰爭史的詳盡敘述，展現了三十年戰爭后軍事變革對王室和貴族關系、國家能力變化乃至18世紀后期革命運動的影響。

第三種理論認為，技術革命加強了國際競爭，通過財政壓力改變了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最終影響國家的命運。技術革命除了直接帶來戰斗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外，還增加了國際競爭烈度。許多經典的關于“軍事—財政”的著作都持有類似觀點。“國家制造戰爭，戰爭塑造國家”，就是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關于近代西歐國家建設的經典論述，他強調對戰爭資源的榨取和爭奪造就了國家的中央組織結構。瑪格麗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認為，外部的約束條件如國際環境、生產力和經濟結構、政府形式會影響君主的相對議價能力，從而影響國家的制度安排。

綜合上述既有研究，本文認為，理解火器革命的影響，至少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其一是將歐洲視作整體，考察技術革命對其產生的影響；其二是在國家層面對歐洲各國進行案例比較研究，由此展示初始制度如何導致各國在技術革命中獲益不同。進一步，我們可由火器革命的視角思考“大分流”問題，討論火器技術在清帝國的傳播，以及“東方世界”為何在18世紀初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02

火器革命在西歐的文明動力機制

技術革命的影響是非線性的。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系統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組成系統的一系列單元或要素之間互相聯系，要素互相關系的變化會導致系統其他部分發生變化。”因此，簡單地從要素之間的線性關系出發，很難有效理解技術革命的文明動力機制。技術革命的非線性特征往往是因為受到多個不同方向機制的影響，即同時存在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機制。因此明確這些不同方向的機制有助于洞悉其復雜影響。如圖1所示，除了直接影響之外，研究者還需要思考技術革命在制度層面帶來的不同效應。

1. 軍事能力提升與戰爭形態的變革

火器革命第一個重要的影響是通過標準化生產和訓練提升了國家總體的軍事實力，由此引發戰爭形式的變化，使得建立常備軍成為國家在戰爭中獲勝的必要條件。一方面，軍事改革帶來的標準化降低了武器生產和士兵訓練的成本。標準化的生產和訓練，意味著整個軍隊變成一臺巨大的軍事機器，士兵和裝備都如同零件一樣可以替換，因而這種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的規模和可控性就大大提升了。隨之而來的后果是歐洲君主國的戰爭能力明顯加強。燧石發火裝置極大地提高了火槍發射速率，刺刀的發明又使得火槍手能發揮長矛手的作用。東西方戰爭能力的差距就是在18世紀初期逐漸出現的。根據莫里斯的估算，西方戰爭能力在16世紀大致增長了50%，在17世紀增長了100%，18世紀又增長了50%；相比之下，東方世界的戰爭能力增長很少。

另一方面，火器革命使得國家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進行日常化的步兵操練以適應新的戰爭方式。早在17世紀初期，莫里斯親王發現將部隊細分為更小的戰術單位，便于向各層級傳達命令，并且日常操練可以使士兵更加順從和更具戰斗力。到17世紀末，步兵方陣和嚴格的軍紀徹底取代了中世紀以來的個人英雄主義。步兵方陣戰術和使用火槍的訓練開始系統化，射擊被分解為各個單一的動作，通過系統的訓練來促進軍隊的正規化和提高射擊效率。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后，步兵橫隊戰術成為主流戰法。在17世紀后期至18世紀的戰爭中，對壘兩軍的部署是相似的：騎兵在兩翼，火炮在后側均勻分布，步兵則組成方陣，排成三列，由其中一隊射擊，剩余兩隊則裝填彈藥。成排射擊既強調紀律性，也需要專業訓練，因此需要更多軍官和詳盡的訓練手冊，而更復雜的軍事策略也要求更多的訓練和嚴明的軍紀，為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常備軍，這就要求建立擁有更強后勤保障能力和財政實力的新型政府。

2. 常備軍制度與中央集權的強化

火器革命推動建立常備軍制度，其對于西歐最重要的影響是強化了中央集權，從而加速了現代國家建設。正如馬克思所言，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首先，常備軍制度削弱了貴族的力量和傳統的封建結構。騎士是中世紀以來貴族的象征，技術革命意味著騎士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言，火器成為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城堡的石墻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騎士不再是戰場上的絕對主力，盔甲在面對燧發槍時很難起到有效防護作用，這使得騎士對裝備火器的步兵方陣發動中世紀式的沖鋒顯得很不明智。騎士在17—18世紀歐洲戰場上“降格”為騎兵，其作用往往是部署在側翼，擾亂對方的炮兵部署以防止其對己方的步兵方陣造成巨大殺傷。過去西歐君主依賴地方領主和騎士來聚集軍隊，這使得地方具有較大的自治權，而領主也成為地方的軍政統帥。但隨著地中海和大西洋貿易的興起，西歐傳統的封建經濟組織開始沒落，王室逐漸擁有足夠的財政實力來轉向使用常備軍，從而使得政治、財政和軍事力量逐漸集中于王權，貴族更加無法反抗君主，只能被迫進入法院或軍隊。此外，長期戰爭瓦解了過去的封建結構，持久的戰爭記憶讓絕對主義成為主流，戰爭帶來的諸多災難使得民眾更加期望從國王口中得到永久防御的承諾，并愿意付出永久性稅收作為代價。

其次，常備軍制度的普及使得馬基雅維利等人所詬病的雇傭兵制度逐漸被現代國家拋棄。蒂利將1700年視作從“雇傭兵戰爭”到“民族化戰爭”的轉折點，國家開始從自己的民族中招募人員，創建海陸軍，統治者直接把武裝力量和財政機構納入國家管理體系，對雇傭兵的依賴急劇減少。一方面，火器革命帶來了作戰方式的巨大變化。這種新的作戰方式需要軍隊進行復雜的日常訓練，并對團隊協作有著更高要求，從而使得國家必須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來適應新型的戰爭。同時，常備軍在修建防御工事和進行整齊劃一的方陣射擊這兩種新的戰爭模式中，體現出明顯優勢，因為雇傭兵通常不愿意挖戰壕或接受嚴格訓練。隨著戰爭方式的改變，多數雇傭兵只有兩條出路，要么由于在戰場上表現不佳而逐漸被雇主拋棄，要么接受“長期雇傭”進行標準化的日常操練，最終被轉化為常備軍。另一方面，由于軍事開支日益增加，過去帶有雇傭軍性質的軍團長官們開始放棄他們對軍隊的自主權，轉而效忠于國王，以換取王室的薪金。由國家直接支付薪水的常備軍比起雇傭軍具備許多優勢，例如可以準確掌握士兵和軍官的人數和編制，有利于武器裝備標準化，能夠保持軍紀和灌輸意識形態，保證士兵的忠誠度等。士兵在長期征戰過程中，也開始熟悉自己國家的人文地理，逐漸發展出現代國家意識，最終這種意識代替了地方主義意識，形成國家認同。在標準化的操練過程中，遵守上級制定的規章成為常規，單調的訓練讓底層士兵形成緊密的集體，由訓練精良的排和連組成的社團迅速取代了按照地位形成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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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事實上已經輸掉了在技術革命中的競爭，成為無力追求物質財富和發展的下行國家。

(來源：鳳凰大參考，原標題為《經濟寒冬下的俄羅斯精英痛思“發展道路”》。本文寫于2016年2月15日，作者馮玉軍先生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副會長，人民日報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是國內最重要的俄羅斯—蘇聯問題研究專家之一。）

進入2016年，俄羅斯經濟形勢猶如“厄爾尼諾”現象下的極寒天氣一樣令人打戰。盡管普京總統在不同場所依然在為民眾撐腰打氣，表示“經濟危機已經見底，俄羅斯很快將重回增長軌道”，但現實的經濟統計數據和科學預測表明，俄羅斯經濟陷入了持續性的深度衰退。更為嚴重的是，這種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結構性的，凸現出俄羅斯經濟結構中的深層次弊病在蘇聯解體之后的20多年間并未得到有效的治理。

經濟衰退的同時，俄羅斯的國際環境也因（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而迅速惡化，俄西關系跌入冷戰結束以來的“冰點”，俄在“后蘇聯空間”的影響力悄然下降。

對形勢客觀、準確的判斷是采取正確決策的首要前提。對于當前形勢，俄羅斯國內有著不同看法。在2015年總統國情咨文和與與民眾電視連線中，普京總統多次強調，“經濟形勢確實很復雜，但是并不危急。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積極態勢”。1月26日，普京在聽取經濟部長烏柳卡耶夫匯報工作時仍然表示，俄羅斯預算赤字低于預期，銀行儲備充足，債務水平低，這為今年改善經濟形勢創造了有利條件。

然而，俄羅斯聯邦統計局2016年1月25日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2015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上年萎縮3.7%，受油價下跌和西方制裁影響，俄消費需求和投資雙雙下滑，零售額下降10%，資本投資萎縮8.4%，工業生產減少3.4%，居民實際收入下降4%。俄羅斯2015年失業人數達426萬，同比增加7.4%。俄羅斯財政部近日公布的數據也顯示，2015年俄羅斯財政赤字為1.95萬億盧布(約合250億美元)，占當年俄GDP的2.6%。

與普京總統看似樂觀的情緒不同，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對形勢的看法似乎更為冷靜。不久前，梅德韋杰夫第7屆蓋達爾論壇上表示，“2015年是俄羅斯近十年來經歷的最艱難時期，受油價暴跌、西方制裁以及世界經濟全面調整等因素影響，俄經濟不得不同時面臨多重嚴峻挑戰：經濟增長乏力，能源領域之外的出口收入明顯不足，商業和投資活力降低，居民收入減少”，他強調“面對油價持續走低的趨勢，俄必須學習低油價現實下的生存之道。”

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與短期預測研究所，以烏拉爾石油價格為基準，對2016年-2018年俄羅斯經濟發展的預測分為三種場景。最佳場景是：如果油價在這三年分別達到每桶37、55和60美元，則三年的GDP增長率將分別是-1.8%、0.5%和2.4%;一般場景是：如果油價在這三年分別達到每桶35、45和50美元，則三年的GDP增長率將分別是-2.5%、-0.3%和1.9%;最差場景是：如果油價在這三年分別達到每桶25、30和35美元，則三年的GDP增長率將分別是-3.9%、-2.2%和1%。

可以看到，即使是按照一般場景，俄羅斯經濟在未來兩年也將保持連續衰退。

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后工業化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伊納澤姆采夫不僅把目光放在了當下，還對普京執政16年以來的俄羅斯發展歷程進行了總結。他認為，“普京的政策導致了石油泡沫催生的‘虛幻繁榮’，俄羅斯除了石油，一切都乏善可陳”：

在經濟發展領域，2016年初以美元計算的GDP與 2006年時旗鼓相當。平均工資若換成美元，則已倒退至2005年10月的水平；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16年來沒有鋪設哪怕1公里的現代化高速鐵路。2014-2015年，每年興修公路1200公里，相當于2000年時的四分之一。20世紀90年代便開工的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公路至今仍未建成。16年來，俄羅斯所有港口的吞吐量增長僅相當于上海港的一半，2014年通過北方海上航道運輸的物資僅有13萬噸，比1999年的46萬噸還少。天然氣覆蓋率在1年內只提升了0.1%，達到65.4%，按這種速度，只有到22世紀初俄羅斯才能實現完全的天然氣化。

在經濟結構領域，國民經濟的能源依賴不降反升，石油、石油產品及天然氣在出口中所占比例1999年為39.7%，2014年則升至69.5%。俄羅斯沒有實施任何工業改革，普京時代的俄羅斯是工業生產增長落后于GDP增速的唯一新興市場國家；在社會領域，“免費醫療”幾乎消失、教育水平嚴重滑坡、貪污腐敗仍然盛行，大規模削減社會保障支出的日子似乎已并不遙遠；在對外關系領域，“16年來俄羅斯經歷了兩場戰爭，后蘇聯地區的鄰國對俄羅斯唯恐避之不及，與主要經濟伙伴的關系也遭到破壞。”

戰略雄心缺乏實力支撐 存在損害風險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行長、前經濟部長格列夫，將俄羅斯的發展放在世界新能源和新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他認為，隨著化石能源時代行將結束，人類正加速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能夠及時適應新能源和新工業革命的國家將成為勝利者，而無法適應時代變化并及時調整經濟、社會體系和所有制機制的國家將遭遇失敗。更為重要的是，這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將越拉越大。他在第7屆蓋達爾論壇上強調，“俄羅斯事實上已經輸掉了在技術革命中的競爭，成為無力追求物質財富和發展的‘下行國家’(down-shifter)。”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特列寧，對俄羅斯的國際地位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認為，盡管俄羅斯在地緣政治和軍事領域的實力仍然處于世界前三位，但在經濟和其他領域卻遠遠落后，俄羅斯采取的軍事外交行動常常遠高于自身實力。一方面，戰略雄心缺乏實力支撐，存在受到損害的風險；另一方面，實際潛力遠比現有實力高，但卻無法實現。

“為使實力與潛力相符并在世界上占據應有地位，俄羅斯需要擁有關注全民族利益并具有全球思維的精英。如果沒有這樣的精英，不鞏固政權的合法性，俄羅斯對世界的作用和意義將繼續下降。”

在經歷了25年的社會轉型、特別是普京前兩個總統任期的較高速增長之后，俄羅斯為什么又跌入谷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俄羅斯這種“過山車”式的變化呢?近來，俄羅斯精英總結出四大原因。

仔細分析其中的每一個原因，可以看出，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予以改善，普京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對美國誤判，將對手的進步當成了陰謀

首先，俄羅斯沒有看到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發生的深刻變革，沒有為國家制訂符合世界潮流的發展戰略。

伊納澤姆采夫認為，“俄羅斯現政權原本是有時間和資源的，即便不能把國家變成又一個中國，至少也能打造成另一個阿聯酋”。

在伊納澤姆采夫看來，但實際上，普京執政的16年是俄羅斯“錯失的歲月”。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患上了“荷蘭病”，在油價高企的時候沒有動力推進結構改革，在經濟危機時卻又對結構改革“有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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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中國歷代王朝，毫無例外地都在“勃然而興”后不久，就越來越深地陷入腐敗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敗綜合征”而走上滅亡之路。

皇帝的腐敗，算不算腐敗？

我個人認為，傳統社會里的“權力決定一切”，應該為腐敗的產生負總責。

自秦朝至清末，中國的政治歷史基本上就是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歷史，而皇權專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皇權專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

黃宗羲認為，從秦朝開始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天下之害盡歸于人”（《明夷待訪錄·原君》）。

黑格爾則認為傳統中國是“普遍的奴隸制，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這句話在中國史書中得到了這樣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對梁末帝朱友貞說：“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

這種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襲產業：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明夷待訪錄·原君》）

確實，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全體臣民都為皇帝而奔走，這就是所謂的“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這種狀況本身當然就是最大的腐敗。

權力主導一切，沒有任何私人空間

在黃宗羲看來，皇權專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則是：“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在性質上就是腐化的。”

利益如此巨大，風險當然也高。為了保證自己及后代的腐敗特權，皇帝們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試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詩書，任法律，筑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這就導致權力籠罩一切。

傳統中國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制”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憑武力奪取天下的中國皇帝，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面團一樣揉來揉去，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

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修長城；朱元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比如農業，劉澤華說：

國家通過權力系統對農業生產進行直接的監督和管理，貫穿于中國整個皇權時代。

從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種子、生產工具在全國范圍內調配，到將幾十萬、上百萬的勞動者從東遷到西，又從西遷到東；更不必說產品征收和轉運過程中組織、措施的復雜與嚴密，都體現著一種精神，即國家對于全部土地、農民、一切生產活動的主宰。

農民幾乎沒有自由獨立的自主生產，一切都要納入符合皇權國家需要的軌道。自由競爭或自由選擇的原則，在這里完全沒有效應。

不僅大事由統治者決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樣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統治者來具體規定。

比如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明確要求。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昂貴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種：綢、絹、素紗、布。

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也就是說，靴子上不許有任何裝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訪中，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后，“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后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開恩，“惟北地苦寒，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

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百姓喝酒，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別，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是由權力來規定的。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傳統王朝的“權力投資學”

“五月花號公約”，溫斯羅普“基督教仁愛之典范”的布道詞，托克維爾對美國民情的描述，里根關于“山巔之城”的比喻，以及近年來出版的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都在提醒人們注意美國的基督教傳統。

但是，近20年以來，美國社會的世俗化程度正在不斷加劇。從某種程度上說，同性婚姻、跨性別問題等，都是這一過程的具體表現。

https://news.gallup.com/poll/341963/church-membership-falls-below-majority-first-time.aspx

3月29日，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發布的一項民調顯示：2020年，美國教會成員（Church Membership）在成年人中的比例首次跌破50%，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

在當今美國，只有47%的成年人隸屬于某一家基督教堂、猶太會堂或清真寺。較之于20年前，這一比例下跌了20%有余。

從下圖可知，時間節點大概是2000年。此前的比例一直穩定在70%左右。之后，一路下滑。

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不再有宗教信仰。在過去的20年，無宗教信仰的人數從8%上升至21%。顯然，這一群體中絕大多數都不會成為教會成員。

另一個原因是宗教徒參與宗教活動的熱情衰退。一部分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再是教會成員。由下圖可知，在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教會成員的比例從73%下降至60%。

各個年齡段的教會成員比例都在下降。盡管老輩的美國人，大多數仍然是教會成員。但從X世代（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美國人）開始，教會成員的比例已經跌至50%，目前只有36%的千禧世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美國人）是教會成員。

還有幾個數據值得一提，在共和黨人中，教會成員的比例是65%，民主黨人的比例則是46%。在保守派中，教會成員的比例是64%，自由派中的比例則是35%。這種差距可以很好地解釋兩黨為何在墮胎權、同性婚姻以及跨性別問題上針鋒相對。相對于美國的東、西部地區，中西部和南部地區的教會成員比例要高，這個符合我們的一般認知。

我們不是歷史決定論者，無法判斷美國是否還會像過去一樣，迎來新的宗教覺醒。不過，按照目前的趨勢，美國社會的世俗化愈發明顯。托克維爾描繪的那個推崇公民宗教的美國似乎正在漸行漸遠，彼得·伯格所提出的“宗教美國、世俗歐洲”的命題，是否還能成立，也要緩緩地打上一個問號。但不管怎么說，這種民情的變化遲早會給美國帶來深遠的影響。顯然，塞繆爾·亨廷頓所擔憂的身份認同問題便是一例。(編譯：保守主義評論)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蓋洛普：2020年，美國教會成員在成年人中的比例首次跌破50%

按：本文摘錄自雷頤《中國切片，1900》，鄭州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90-99頁。

對義和團，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一直主剿，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也都堅決主剿。東南經濟發達，官員主張剿滅義和團，因此義和團在東南未能發展，更未形成規模。

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口號是“會匪”的一貫策略，如果因此姑息，就會犯巨大錯誤。義和團各種神功都是謊言，如果朝廷因此而害怕義和團，則更是大錯。1900年5月末，義和團在朝廷支持下向直隸、京津發展，行為更加過激，燒毀北京一些店鋪，并拆毀鐵路、焚燒車站，見此，他們公開反對朝廷的政策。張之洞、劉坤一立即致電榮祿，認為這是借鬧教而作亂，專為國家挑釁，且鐵路與教堂何設？可見實系會匪，斷非良民。他們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則各國必以保護教士教民為詞，派兵自辦，大局將難收拾。義和團“法當所誅”，朝廷應“一意主剿”。

他們希望朝廷能改變政策，對義和團由撫改剿。6月15日，劉坤一、張之洞聯銜電奏朝廷，力促朝廷改變政策。他們提醒朝廷：對義和團如果再遲疑而不迅速剿滅，各國一定會派兵來華，越俎代謀，禍在眉睫；并表明自己心跡：此實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瀝上陳，所以懇請朝廷明降諭旨，立即鎮壓義和團；強調從來邪術不能御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亂，悔不可追；他們最后強調，已經千鈞一發，非常危險。

在此后的四次御前會議上，雖然也有眾多高官力主避戰，但他們的哀求根本無濟于事，慈禧依然決定對外宣戰。

在朝廷與各國正式宣戰之前，以劉坤一、張之洞為核心的東南地區督撫感到大局已難挽回，于是開始大膽籌劃以“保境安民”為主旨的“東南互保”。張之洞、劉坤一多次與外國駐漢、駐滬領事館和有關洋人聯絡，一再表示決不愿與洋人開戰，堅決保護洋人生命財產安全、維持一方平安的主張。英國擔心他們無力保持局勢穩定，提出可以派軍艦進入長江協助，但為張、劉拒絕，表示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保持長江流域穩定。同時，張之洞還致電一些駐美、日大臣，要其勸說兩國仿效英國，不對中國東南動武，“共保東南大局”。在劉坤一、張之洞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懷在東南官員之間、在中外之間四方聯絡，積極奔走，成為“東南互保”的穿針引線者。李鴻章、袁世凱也對東南互保表示堅決支持。

就在東南督撫開始與列強接觸、談判的關鍵時刻，6月21日慈禧向各國“宣戰”的消息傳來，同時，朝廷還在20日、21日先后下達令各省督撫“聯絡一氣保疆土”和“招義民御侮”的諭旨。

劉坤一、張之洞知道事關逆旨抗上，非常擔憂，而盛宣懷也擔心宣戰上諭一旦公開，談判將功敗垂成，立即建議劉、張令各電報局不準公開宣揚此諭，只能“密呈督撫”。

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對盛的主張表示支持，劉坤一派沈藹蒼，張之洞委托陶森甲為全權代表，會同上海道余聯沅與在滬各國使節交涉。盛宣懷擔心清朝駐外公使探到宣戰詔書后立即回國，他認為這無異于宣戰，所以建議他們不要“下旗回國”，而駐外公使們也極力贊成東南互保、不贊成“宣戰”。6月22日，劉坤一、張之洞聯名上奏，以東南無義和團義民，不能執行宣戰諭旨為由，要求解散義和團，保護使館，公開表明了他們與朝廷截然相反的立場，舉起了東南互保的旗幟。

但當時東南地方官僚內部意見并不完全統一，原來支持義和團的山東巡撫、于1899年末擔任“長江水師巡閱使”的李秉衡，在1900年5月下旬行抵江蘇省會所在地蘇州，雖然他在江南五省的總督巡撫聯名反對招撫義和團，并在發往朝廷的電文上名列首位，但他卻主張炮擊長江上的外國軍艦，并從蘇州趕到江陰炮臺，做炮擊準備。盛宣懷得此消息大驚失色，他知道如果炮擊長江外艦，東南互保將功虧一簣，立即電告劉坤一、張之洞。此時恰逢朝廷要各地督撫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北上增援，如有疏失，唯各該督撫是問。劉坤一借機以李秉衡“威望素著”為由，令其馬上從江陰趕到兩江總督所在地南京，命令他帶兵北上保衛朝廷。李素忠誠，立即帶兵北上，劉坤一就此名正言順地排除了東南互保的一個“障礙”。

6月23日，盛宣懷、余聯沅、陶森甲和沈藹蒼四人通過總稅務司赫德的幫助，同駐滬各國總領事舉行正式會談，商討東南互保的總體策略和具體方針。談判內容有保證東南地區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也有要列強約束各自軍隊和船只水手的內容。盛宣懷唯恐夜長夢多，6月24日又電告李、劉、張，勸他們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戰上諭之前趕快與各國領事訂約，主要內容是“挽救時局”，“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準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準滋事，有犯必懲，以靖人心”。他進一步分析了形勢：“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南同毀，挽回全局亦難。”此電一是提出了東南互保的基本原則，二是以救社稷蒼生、盡力挽回全局等“大義”打消李、劉、張等地方大員對抗旨的顧慮，使這種戰時地方公開不服從中央、明顯抗旨的行為具有某種“合法性”。李、劉、張閱后表示同意。

從最早接觸、談判開始，外國官員對中國地方官員能否違背朝廷旨意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大有疑慮，直接問即使訂立條約互保安全，但如果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是否又遵旨照辦？中方代表謊稱此次訂約系奏明辦理，一再強調是奉旨辦事。

經張之洞、劉坤一指派，上海道余聯沅為代表、盛宣懷為幫辦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東南互保”與上海各國領事談判。會議通過了盛宣懷草擬的《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保證東南和平的《東南保護約款》，又稱《中外互保章程》，共9款，主要內容是：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歸各督撫保護，嚴拿土匪，保護各國商民和傳教士產業；各口岸已有外國兵輪的，仍照常停泊，但水手不得上岸，如果不與中國督撫商允，各國不得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兵輪不得在吳淞及長江各炮臺附近停泊；各國兵輪不得往上海制造局、火藥局一帶游弋停泊，而中方保證制造局軍火專為防剿土匪和保護商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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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兆禮，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山東大學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發展報告2021（藍皮書）》2021年3月社科文獻出版社

中印邊界爭議是歷史遺留問題，解決邊界問題可謂既復雜又敏感。邊界問題引發的爭辯和沖突曾導致中印關系“蜜月期”結束，而近年來中印邊境地區對峙的強度與頻度螺旋式上升則打破了中印邊境的和平與安寧，給中印關系和地區穩定帶來變數。2020年6月以來，中印邊界問題因加勒萬河谷事件而持續發酵，兩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西段形成多點對峙局面。考察中印雙方圍繞加勒萬河谷事件展開的外交與軍事互動以及中印邊界管控形勢演化，不難看出，在印度莫迪政府對華政策有從傳統“競爭與合作”調整為“競爭與對沖”趨勢的背景下，邊界對峙呈多發態勢，印軍方進一步表現出軍事投機和冒險傾向。目前，邊境管控機制并不能有效阻止邊界對峙事件發生，中印信任措施建設面臨共識遵守與后續步驟規劃的雙重危機，解決邊界問題的緊迫性顯著上升。

一 中印邊界問題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框架談判進入艱難的“爬坡期”，從量變積累到突破性進展面臨瓶頸，框架談判進展緩慢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中印恢復互派大使以及中印關系僵冷狀態開始松動，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立場有所調整。在此背景下，中印關于邊界問題的磋商得以重啟。1981年6月，中印兩國決定就邊界問題建立副部級官員會談，至1987年11月共舉行了8輪會談；1988年12月，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談機制建立，至2005年3月共舉行了15輪會談；1993年9月，關于邊界問題外交軍事專家組機制形成，至2005年3月共舉行了15次會議；2003年6月，中印雙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別代表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形成了關于邊界問題的特別代表會晤機制，至2019年12月共舉行了22次會晤；2010年12月，中印就建立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達成共識，并于2012年1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于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至2020年6月共舉行了16次會議。可以說，自1981年就邊界問題啟動副部級官員會談以來，兩國關于解決邊界問題的磋商與談判機制的層級得到提升，磋商與對話的內容也得到擴展。尤其是設立特別代表會晤機制，目的就是雙方能從陳舊的和技術性的邊界問題談判中解脫出來以推動政治決斷。目前，它不僅是兩國邊界談判的主要渠道，也成為中印戰略溝通的重要平臺。

隨著中印解決邊界問題的磋商與談判進程不斷推進，兩國就解決邊界問題的總體思路也基本形成，確立了解決邊界問題的“三步走”路線圖，就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達成共識并簽署協議。回顧特別代表會晤的議題可以看出，前五次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的主要議題就是找到解決邊界問題的總體原則。在2004年11月舉行的第四次特別代表會晤期間，中方提出的解決邊界問題的“三步走”路線圖得到印方認可，即先確立解決邊界問題的指導原則，再確立落實指導原則的框架協定，最后在地面上劃界立樁。[1]隨后，兩國就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也達成共識，并于2005年4月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于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2]。

2005年第五次特別代表會晤就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達成共識并簽署協議，明確指出“早日解決邊界問題符合兩國的基本利益，因此應將解決邊界問題視為戰略目標”[3]，但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談判長期陷入僵局。由此可以看出中印雙方都認識到解決邊界問題對雙邊關系的重要性，并將其上升為戰略目標的高度加以推動。實際上，對于框架談判進程的難度，中印雙方是有基本判斷的。在2007年1月第九次特別代表會晤期間，印方特別代表、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M.K.Narayanan）就表示第二階段是最難的，盡管他否認陷入僵局，但還是認為在達成框架協定的最后關頭有可能出現僵局。[4]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也曾于2015年3月表示：“中印邊界談判正處于量變的積累當中，有如登山，雖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5]目前，框架談判進入關鍵階段甚至是最后關頭，談判進展緩慢，但早日解決邊界問題并將其作為一項戰略目標推進仍是兩國重要共識，[6]為此兩國始終保持接觸和談判勢頭。

（二）維護邊境和平安寧的機制建設不斷完善，但邊界對峙事件呈多發態勢，落實邊境管控機制措施和有效管控邊境局勢的難度上升

如何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確保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為邊界談判創造和平友好氛圍，始終是中印兩國的共同關切。為此，兩國不斷細化邊境管控措施，建立起較為完善的信任措施建設機制。1993年9月，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第一次以協定的形式確立下來，同時規定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雙方嚴格尊重和遵守實際控制線，以及通過協商制定在實際控制線地區的有效信任措施。[7]為落實并細化1993年協定，兩國于1996年11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1996年協定肯定了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已經建立的信任措施的積極作用，決定進一步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加強軍事領域的信任和增加透明度，為此對實際控制線地區的軍事力量部署、軍事活動范圍、避免導致邊境緊張局勢行為、防止軍用飛行器越線以及軍事交流合作等做出規定。[8]2005年4月，兩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實施辦法的議定書》，就1996年建立信任措施協定有關條款的具體實施辦法達成協議。[9]2012年1月，中印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于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工作機制不探討邊界問題解決方案，也不影響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其主要任務是處理和保持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相關的重大邊境事務，研究開展和加強中印邊境地區雙方軍事人員和機構間交流與合作的方式方法，探討在雙方一致同意的邊境地區開展合作，并處理可能出現的影響中印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的問題和情勢。[10]2013年10月，中印兩國達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邊防合作協議》，以法律的形式把過去管控沖突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肯定了下來，確定了雙方今后處理邊界對峙的要求和規范，明確了雙方在邊境地區合作的范圍和機制，規范了兩國邊防部隊和兩軍之間加強聯系的方式。[11]實際上，1993年協定、1996年協定、2005年議定書、2012年工作機制和2013年協議，核心是強調對實際控制線的尊重和遵守，以及如何避免和化解對峙事件。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事件之后的一個月時間內，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舉行了3次會議（第十五次至第十七次），足以說明該機制在維護中印邊境和平安寧中的定位與作用。

邊境管控機制對確保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邊境管控機制措施不斷細化的背景下，雖然多渠道溝通機制和沖突解決機制能化解對峙事件，但卻未能有效遏止邊界對峙事件的多發態勢。1987年3月，印度在達旺-克節朗地區大舉增兵，印軍越過哈東山脊進入克節朗河谷展開代號為“棋盤”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對中國進行挑釁。為遏制印軍對中國領土的蠶食和滲透，中國軍隊舉行了代號為“874”的演習，在克節朗河谷北岸設點駐防，與印軍形成軍事對峙。[12]1999年，在錯那地區浪波鄉發生歷時82天的“東章對峙”。2013年4至5月，在中國邊防部隊沒有越過實際控制線的情況下[13]，印度宣稱中國士兵在天南河谷“越過實際控制線入侵印度”，并搭起帳篷與中方形成“帳篷對峙”。2014年9月，中印在邊界西段楚木惹地區形成千人級別武裝對峙；2014年至2019年，中印邊防部隊在班公湖北岸發生多起對峙事件；2017年6月18日，印度邊防人員在多卡拉山口越過錫金段邊界，進入中國境內阻撓中方的修路活動，[14]與中國邊防部隊形成長達70多天的“洞朗對峙”。2020年5月6日，印度邊防部隊在加勒萬河谷地區越線進入中國領土構工設障，阻攔中方邊防部隊正常巡邏。6月15日，在加勒萬河谷地區印軍再次越過實控線并蓄意發動挑釁攻擊，引發雙方激烈肢體沖突并造成人員傷亡。8月31日，印軍在班公湖南岸、熱欽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線占控并公然挑釁，造成邊境局勢緊張。[15]截至2020年年末，經過8輪軍長級會談以及多次外交磋商，雙方繼續就推動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地區脫離接觸進行坦誠深入、建設性的意見交換。盡管雙方同意“停止向一線增加兵力，不單方面改變現地態勢，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導致局勢復雜化的行動”[16]，但中印在西段邊界地區的大規模軍事對峙仍沒有得到最終解決，兩軍仍沒有實現現地脫離接觸。

通過上述梳理不難看出，近年來對峙事件有從“偶發”向“多發”轉變的趨勢，中印邊防軍人對峙的規模和烈度也有所升級。客觀而言，邊境管控機制以及信任措施建設，在過去化解對峙危機中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然而，近年在中印邊界西段形成的多點對峙，已經導致落實邊境管控機制措施和有效管控邊境局勢的難度明顯上升，而在解決對峙過程中印方“越線挑釁”、“暴力攻擊”和“鳴槍威脅”等行為，則有可能導致整套邊境管控機制階段性部分甚至徹底失效。還有觀點認為，加勒萬河谷事件導致1993年以來規定實際控制線沿線行為方式的所有指導原則和打交道規則都受到質疑。[17]可以說，涉邊機制深化并沒有降低解決邊界問題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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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選自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 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7-10頁。早在2004年，亨廷頓已經對美國的國民特性表示憂慮：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特性涉及四個主要組成部分：人種，民族屬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人種和民族單一的美國不復存在。美國的文化受到圍攻。蘇聯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的黏合力是弱的。……蘇聯解體以及聯合王國可能分解的動向，在它們發生之前的十來年，都是沒有多少人預料過的。現在，也沒有什么人預料美利堅合眾國會解體或起根本變化。然而，冷戰的終止、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經濟危機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們注意歷史是充滿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國還是跟2000年的美國一個樣子，而不是成了另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它的自我意識和國民身份意識也還是跟25年前沒有什么區別，那倒會是最大不過的意外了。”（pp.9-10）

“9·11”以后展現出來的國旗是美國的象征，但旗幟并不能表達出美國的實質意義。有些國旗，例如一些國家的三色旗、英國的米字旗、巴基斯坦的有星和新月的綠色旗，多多少少可以說明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特性。我們的星條旗圖像明朗，但只說明合眾國最初由13個州、現在由50個州所組成。除此之外，這旗幟還有什么意義，就任憑美國人和別國的人想象了。“9·11”以后國旗大量展現，很可能證明了國民特性在大家心目中重新占有重要地位，但可能也表明人們對于這一特性的實質還不是很清楚。國民特性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會隨著外來威脅的強弱而急劇上下波動，可是國民特性的實質卻是由各種各樣長期的、根本性的、往往還彼此沖突的社會趨勢、經濟趨勢和政治趨勢逐漸慢慢形成的。涉及美國國民特性的實質的那些關鍵問題，是不會在9月10日到9月11日一天之間就突然消失的。

“我們美國人”這句話，其主語就體現出國民特性的一個實質問題。我們是“我們”嗎？我們是一種人，還是幾種人？如果說我們確實是“我們”，那么“我們”和“他們”即美國人以外的人們又區別何在呢？在于人種和民族屬性、宗教、價值觀、文化、財富、政治或別的什么嗎？美國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聲稱的那樣，是一個“普世之國”，它所依據的價值觀對全人類來說都是通用的，原則上囊括了所有各國人民？或者，我們是否只是一個西方國家，我們的特性是由我們的歐洲傳統和體制所決定的？或者，我們是不是像“美國例外論”的鼓吹者二百多年來所說的那樣，有我們自己的獨特的文明？我們是否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群體，我們的特性只存在于《獨立宣言》及其他開國文獻所體現的社會契約之中？我們是多文化的，還是雙文化的，抑或是單文化的；是一幅鑲嵌畫，還是一個大坩堝？我們有沒有超出于人種特性、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之上的一種有意義的國民特性？

在“9·11”以后的時代，這些問題對于美國人來說是依然存在的。它們部分說來是筆墨之爭，然而，它們也是對于美國社會和美國內外政策具有深遠影響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激烈辯論過不少事情，如移民和同化、多文化論和多樣性、種族關系和贊助性行動、公立學校和公共單位中的宗教、雙語教育、中小學和高校的教學大綱內容、學校里的禱告和墮胎、公民身份和國籍的意義、外國勢力對美國選舉的干預、美國法律在國境以外的運用以及移民社群在國內外日益增大的政治作用。所有這些事情從根本上說都涉及國民特性問題。在這每一件事情上不論采取什么立場，幾乎都得在國民特性問題上有所表態。

對外政策方面也是這樣。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冷戰結束之后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什么，進行了激烈、 廣泛和相當混亂的辯論。這種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冷戰后世界的復雜性和新穎性，但這并不是人們對美國的作用掌握不準的唯一原因。國家利益來自國民特性，要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們是什么人。

假如美國的特性就在于普世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則，那么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大概就是把這些原則推廣到別的國家去。可是，假如美國是與眾不同的“例外”，那么在別國促進人權和民主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假如美國主要是多種文化和民族實體的聯合體，那么美國的國家利益就該是促進這些實體的目標實現，我們就該奉行“多文化的對外政策”。假如美國首先是一個具有歐洲文化傳統的西方國家，那么我們首先就要注意加強與西歐的聯系。假如外來移民使美國成為比較具有拉美裔文化特性的國家，那么我們的注意力首先就該放在拉丁美洲。假如美國的特性主要不在于歐洲文化，也不在于拉美文化，那么美國推行對外政策就不要跟我們與別國的文化聯系扯在一起。國民特性的其他定義還會衍生出另一些不同的國家利益和政策目標。對外政策上的爭論，其根源就在于我們在國內是什么人這一方面有爭論。

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成立于1707年，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于1776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于1918年。它們的名稱表明，它們都是若干個實體通過聯合或征服而結在一起的聯合體。在20世紀80年代初，這三國似乎都像是有凝聚力的和成功的社會，它們的政府相對說來是有效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承認是合法的，它們的人民作為英國人（British）、美國人和蘇聯人都有很強的國民身份意識。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不復存在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聯合王國的聯合不那么強了，北愛爾蘭有人正為新政體而奮斗，蘇格蘭和威爾士正在實行權力下放，許多蘇格蘭人期盼最終獨立，英格蘭人日益普遍地自稱為English（英格蘭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顛人）。由幾個十字構成的米字旗有分崩離析之勢，聯合王國到21世紀上半期某個時候也可能繼蘇聯之后成為歷史。

蘇聯解體以及聯合王國可能分解的動向，在它們發生之前的十來年，都是沒有多少人預料過的。現在，也沒有什么人預料美利堅合眾國會解體或起根本變化。然而，冷戰的終止、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經濟危機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們注意歷史是充滿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國還是跟2000年的美國一個樣子，而不是成了另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它的自我意識和國民身份意識也還是跟25年前沒有什么區別，那倒會是最大不過的意外了。

美國人在18世紀后期實現獨立時，人口不多，而且是清一色：基本上全是白人（當時黑人和印第安人還不能具有公民身份），是英裔人和新教徒，有著共同的文化，絕大多數人都忠于《獨立宣言》、憲法及其他開國文獻中所體現的政治原則。到20世紀末，美國人口增加了幾乎一百倍，多種族（大約69%為白人，12%為拉美裔人，12%為黑人，4%為亞洲裔和太平洋島裔人，其余約3%），多民族（沒有任何一種民族屬性的人占人口大多數），多宗教信仰（新教徒占63%，天主教徒占23%，其他宗教的信徒占8%，還有4%的人不信教）。美國的共同文化以及“美國信念”的兩條主要原則，即平等和個人主義的原則，受到了美國社會中許多個人和團體的攻擊。冷戰的結束使美國失去了一個邪惡帝國對立面。我們美國人已不是我們過去那樣的人，而且說不準我們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是永恒的。正如盧梭所言，“既然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什么國家能希望永世長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會，也會在某個時候遇到內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脅，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無情的外部“野蠻”勢力的威脅。最終，美利堅合眾國也會遭受斯巴達、羅馬等國家的命運。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特性涉及四個主要組成部分：人種，民族屬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人種和民族單一的美國不復存在。美國的文化受到圍攻。蘇聯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的黏合力是弱的。像羅伯特·卡普蘭所注意到的那樣，可能有理由懷疑為什么“美國會比別的國家更可能走完由生到死的歷程”。然而有的社會當生存受到嚴重挑戰時，也能夠推遲其衰亡，遏制其解體，辦法就是重新振作國民特性意識，振奮國家的目標感以及國民共有的文化價值觀。美國人在“9·11”以后這樣做了。在第三個千年的頭幾年，美國人面臨的挑戰就是：如果不受到襲擊，他們是否還能繼續這樣做。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亨廷頓的憂慮

近年來歐洲不斷遭受恐怖主義的襲擊，同時人們對歐洲穆斯林化的擔憂也在日益加劇，頻繁的恐怖襲擊是否與伊斯蘭教的某些運動，例如極端保守正統的薩拉菲運動有關？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在《觀點》周刊2020年1月初發表的訪談中，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教授、阿拉伯和東方研究中心主任貝爾納·魯吉耶（Bernard Rougier）談到了薩拉菲派在法國迅速蔓延的原因，提出薩拉菲主義者在法國郊區已經建立起若干“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并且已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國土”，不僅引起法國年輕人對極端行為的模仿，還持續影響著法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受訪者貝爾納·魯吉耶（Bernard Rougier），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學）教授，阿拉伯和東方研究中心主任。新近出版書作《被伊斯蘭主義征服的國土》（Les territoires conquis de l’islamisme）（法國大學出版社）

Q 觀點報：您評價說自己的書（《被伊斯蘭主義征服的國土》——譯者注）是“一段實現控制的歷史”。具體是哪一段呢？

貝爾納·魯吉耶：這本書一開始講述了伊斯蘭主義者對伊斯蘭教的掌控。一種現象已在中東和西北非地區展開，法國也未能逃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穆斯林世界發生了一場無聲的革命，薩拉菲版本的伊斯蘭教最終勝過了對宗教信息進行的多元變通的闡釋，并在隨后傳到了地中海北岸。因此，在法國一方面有著建造清真寺和要求承認伊斯蘭教為宗教的正當訴求，另一方面伊斯蘭主義者則通過 將法國各大城市的“城郊聚集區”轉變為活躍分子的飛地來實現這一訴求。

Q 伊斯蘭世界為什么會出現薩拉菲派“無聲的革命”？

現代國家的興起與宗教人士官僚化宣告了“經典伊斯蘭教”獨立地位的終結。曾經自主的宗教人士被國家機關吸納，依附在政治權力左右。過去，宗教裁決者作出的解釋植根于當地傳統，不具有普遍意義。伊斯蘭教法（沙里亞）不被視作人為制定的法律，而是“通往善的道路”。但這種個人的、情感的伊斯蘭教被一種抽象的、規范的與全球化的伊斯蘭教所替代。此外，伊斯蘭瓦哈比派（信徒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譯者注）的威望和石油資源也極大地增強了這后一種伊斯蘭教的影響力。最后是一項被遺忘的因素：阿爾及利亞近些年歷史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末阿爾及利亞結束內戰的過程中，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人士在政府軍與民間武裝間擔任了調節者的角色。他們讓反叛團體放下武器以換取在阿爾及利亞社會與宗教空間中的位置。阿爾及利亞的權力機構由此成為了這種薩拉菲–瓦哈比伊斯蘭教的中繼站。法國的研究完全忽視了這一交易……

Q 這與法國的關聯在于？

比如說，當時在巴黎郊區的阿讓特伊出現了沙特的伊斯蘭學者（烏理瑪）。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薩拉菲主義在法國的清真寺甚至更廣闊的郊區悄悄定居下來并傳授其教義。舉個例子：“愿主福安之”這句在穆罕默德名后念誦的穆斯林頌詞如今已變得普遍，但二十年前幾乎沒有人會說！這在家庭中造成了斷裂：父母輩或許遵守伊斯蘭教規，但不具有規范的宗教觀念。薩拉菲主義在引入規范的同時也劃定了純潔與不純、合法與非法的范疇。突然間，宗教被化約為一套法規。當一名穆斯林青年自問伊斯蘭教是什么的時候——這一問題在每次襲擊后都會重現——伊斯蘭圖書室里可以找到的文獻都是明顯薩拉菲化了的。他能找到的文獻都在述說懲處與真主的責罰。問題在于，這種形式的伊斯蘭主義在穆斯林社群與歐洲被指定成了伊斯蘭教的標準……

Q 大學的研究人員難道沒有發現宗教體系的這一轉向嗎？

研究者們不愿關注此事，以免給極右翼的政治宣傳留下口實。這算盤打得很糟糕，因為最后襲擊與極右翼都會出現，而給這二者推波助瀾的還是同樣的現象！左翼曾認為各種宗教形式都會消亡，但現實恰恰相反。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伊斯蘭國家的當權者與世界各地的伊斯蘭主義者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都不希望有著穆斯林背景的人融入歐洲。1989年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的癥結即在于此。重新讀一讀他的《撒旦詩篇》吧。兩名主人公來自穆斯林文化，但都是無神論者。與我們認為的相反，造成問題的并非瀆圣詩句的暗示，而在于表明穆斯林文化內的人脫離其宗教的可能性。事件的結果是英國布拉德福德的伊斯蘭主義者群體燒毀了拉什迪的作品，霍梅尼（Khomeyni）在伊朗發布了追殺拉什迪的伊斯蘭教令（法特瓦）。從此以后，認為在歐洲可以存在一個不受束縛、認同自由并能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影響的阿拉伯中產階級的觀點就被伊斯蘭主義者與伊斯蘭國家當局視作是一種威脅。不應忘記，在1989年于法國北部克雷伊發生的首起穆斯林頭巾爭議期間，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在接受記者安妮·辛克萊（Anne Sinclair）采訪時聲稱摩洛哥人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法國人！西方社會的伊斯蘭化受到穆斯林國家政府當局的鼓勵，這是事實。今天我們還能看到埃爾多安（Erdogan）是如何借助在歐洲的土耳其移民來加強其影響力的。土耳其當局在利用反伊斯蘭教話語來動搖歐洲的，尤其是法國的自由民主。

Q 您詳盡闡述了法國郊區“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的概念。

應當將歷史與地理的影響考慮進來。若干“伊斯蘭國土”已經在法國建立，清真寺、宗教學校、市場、體育館、清真商店和伊斯蘭書店彼此照應。歷史與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主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伊斯蘭武裝組織（GIA）的不少成員以伊斯蘭拯救陣線（FIS）成員的名義來到了法國，當時人們還以為他們是被政府剝奪了選舉勝利結果的民主人士！在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圣戰的人來到法國后［如圖盧茲的穆斯林教士（謝赫）奧利維耶·科雷爾（Olivier Corel）］，這種戰爭記憶也就傳給了其他個體。英雄經歷的傳授發生在各種各樣的地方：在清真寺里，在伊斯蘭學校中，在監獄里也一樣……武裝圣戰的斗爭被講述給他人，魅惑他們并蔓延開來，最后引發模仿。

奧利維耶·科雷爾，綽號“白酋長”，薩拉菲主義代表人物，被視為法國恐怖分子的精神領袖。由于博學多才，不少對宗教或身份認同有疑問，或者有地緣政治學問題的年輕人都會找他求教。圖為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后法新社的報道“起底‘白酋長’”。

Q 在您看來，有四種力量主導著這些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傳道會、薩拉菲主義者與圣戰者（四種派別介紹見文末——譯者注）。

伊斯蘭傳道會1927年于印度成立，該運動宣揚從形式上模仿先知穆罕默德。這一教派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信仰與踐行”（Foi et pratique）組織傳入法國。伊斯蘭傳道會認為勞工移民在與西方社會接觸的過程中會丟失自身身份，因此有必要讓這些移民重歸伊斯蘭教，特別是要讓他們學習模仿先知并尊重伊斯蘭規范。這一運動傳道的規模十分可觀。伊斯蘭傳道會成員在大街上布道，讓路人相信自己不是合格的穆斯林且應當重返清真寺。大學研究對這一運動的文獻記載極為稀少。而我們能夠觀察到的現象是，一旦伊斯蘭傳道會出現了，薩拉菲主義也就會隨之而來。許多薩拉菲主義者過去是傳道會成員，同樣有許多圣戰者過去是薩拉菲主義者……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占領郊區，伊斯蘭在法國發動“無聲的革命”！

一、中共決策在香港創辦《群眾》周刊的背景

1947年，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進入緊要時期。面對戰場上不斷失利的境況，國民黨進一步欺騙百姓、愚弄國人，加大了對共產黨的造謠中傷，強化輿論宣傳的欺騙性。

1947年8月18日，國民黨政府下達《行政院關于修正“剿匪”總動員宣傳計劃綱要訓令》，要求各地國民黨黨報及社論委員會“統希遵照為要”。在這一“綱要訓令”中，國民黨確定了近期的宣傳內容，提出了諸如“剿滅朱毛”“剿滅共匪”“建國必先剿匪”等14個基本口號。甚至編撰誣蔑共產黨的歌謠民謠，分發至國民黨軍各部隊和民間組織，要求軍隊和民眾傳唱。

對于港澳地區的輿論宣傳，國民黨向來十分重視。抗戰時期，國民黨在港澳地區貫徹的宣傳方針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溝通海外僑胞情誼，協助國民黨政府推進戰時政令；二是爭取“友邦”同情與援助；三是以糾正分歧錯雜的言論思想為主旨。

為了充分實現國民黨對外宣傳意圖，1939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香港創辦了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日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在香港的輿論宣傳工作。

1947年2月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對香港報界宣傳業務工作情況進行匯總，明確提出國民黨在香港宣傳的工作要點為：制止“中間路線”之產生與滋長，對于共黨外圍之偽裝“中間路線”，予以無情的破壞與打擊；搜羅英美以及歐美其他各國之反共資料，加以充分之運用；國內建設多作興奮性之介紹，以增刺激，以弭失望；軟性刊物，抑低品位，加強刺激，作側面宣傳，期于低級趣味之中，收影響社會之效，等等。

這份報告特別強調了香港所處的地理和交通位置，指出在香港加強宣傳影響可以波及廣東、閩南和南洋一帶，有事半功倍之效。

1948年2月3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更明確提出宣傳綱領：“暴露共匪以土革為中心的斗爭的真相；粉碎共匪所謂愛國民主戰爭的理論。”并針對不同受眾，還分別提出詳細而具體的宣傳注意事項。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還對共產黨在宣傳工作中的心理、手法和原則作了一番認真分析，認為：中共的宣傳文章“振振有詞條條有理；態度則是充滿戲劇性的情感”，借以實現引誘、迷惑他們的對象——“所有的廣大的群眾”的良知。

事實上，蔣介石曾特別手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彭學沛，要求國民黨的新聞機構深入研究中共的宣傳戰術，“于每星期檢討一次，詳加分析，必求徹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對策”。

揭露國民黨的欺騙宣傳，闡述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發動組織民眾，是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重要任務。對于這項工作，中共高度重視。1945年8月22日，毛澤東在審改中央的一個指示稿時指出：“對大城市仍應積極派人去發動群眾，爭取偽軍，出版報紙，布置秘密工作，爭取我黨在城市中的地位。”其中，對于國統區和海外華人的宣傳工作，為讓他們能夠聽到共產黨的聲音，中共也作出了積極部署。1945年9月1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并轉告張云逸、饒漱石、李先念、尹林平，強調指出：“上海《新華日報》及南京、武漢、香港等地以群眾面目出版的日報，必須盡快出版……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虧。”

周恩來親自安排部署在香港的新聞宣傳工作及其策略。1947年1月20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蔣管區各中央局、分局負責人電文中明確指示：目前正是揭穿美、蔣和談欺騙，將群眾對美、蔣斗爭提高一步的關頭，望各地統一宣傳與活動步驟，加緊進行。宣傳方式上要理直氣壯地向各方說服解釋。

1947年2月10日，他給在香港的廖承志、范長江去信，特別叮囑：“辦好中文專播，要多聽各方意見，適應各方需要。”2月28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蔣管區工作的指示，其中在涉及中共的宣傳策略時說：“針對目前蔣的鎮壓政策，我們應擴大宣傳，避免硬碰，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從為生存而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3月8日，周恩來在和任弼時聽取錢之光等人的匯報時，說：“現在香港成為唯一可以公開活動的地方，已去了黨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將陸續去。”他要求錢之光帶人到解放區沿海口岸設法和香港建立聯系。

由于抗戰以來中共中央著眼于香港在對外聯系和國際戰略中的地位，在宣傳工作中周密部署、精心計劃、統一領導，使得1947年年初《群眾》周刊得以在香港成功創辦發行。

二、《群眾》周刊在香港成功創辦發行

為了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利用香港特殊社會條件，打開輿論宣傳的新局面，中共中央進行了周密部署。

一是成立工作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南京局 1946年6月2日指示，成立由林平、連貫、廖沫沙、左洪濤、蒲特（饒彰風）五人組成的工作委員會，林平兼書記。工委努力“建立社會關系多交朋友提高自己社會地位”，著手組織散布在港九、新界區、澳門和中山區域的大約 700多中共黨員，開展對港澳統戰、文化與上層僑運工作。

二是籌備香港《群眾》周刊出版工作。1946年10月，周恩來決定派章漢夫到香港籌備創辦《群眾》周刊。接著派喬冠華、龔澎、劉寧一、許滌新、方卓芬到香港工作。新華社香港分社由章漢夫、喬冠華負責。潘漢年、許滌新、夏衍、胡繩、喬冠華等人也在 1946年分別到達香港工作。他們同時擔負著中共香港分局的組織工作。

三是設立中共香港分局。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設立中共香港分局的決定。香港分局下設香港工委、南方區黨委、瓊崖區黨委、城市工委四個平行組織，負責領導廣東、廣西、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區黨的工作。香港分局直屬南京局，但有關全局工作，由中央直接指示。書記為章漢夫。1947年6月，香港分局調整和充實了工委的領導機構，將港粵工委改稱香港工委，大大加強了中共中央對港澳地區宣傳、文化、統戰和群眾工作的直接領導。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關于時局與任務的指示時，指出：“現在總的形勢是，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就在講話的前夕，《群眾》周刊在香港成功創辦發行。

《群眾》周刊香港版的刊頭“群眾”二字字體是從魯迅手跡中選出的兩個字拼成。“群眾”紅色字體下方為黑色的英文印刷體“CHUIN CHUNG WEEKLY”。封面印有出版日期和目錄。作為大刊，排版是A3對折，篇幅22頁左右。每期欄目和內容包括：社論、短評、專論、各地通訊、境外通訊、讀者來信、群眾中來、漫畫等。封底印有價目表、編輯出版者、地址等。

從第二期開始，《群眾》周刊以列表的方式標明周刊發行的地區、國別、平郵價和航空價格。除中國大陸外，發行的國家和地區有：香港、英國、馬來亞、澳大利亞、緬甸、菲律賓、越南、法國、美國。承擔《群眾》周刊印務和出版的機構是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務公司。

據考察，《群眾》周刊在香港每期的發行量約3400份，其中1/3在內地發行。在海外發行業務由紐約、舊金山、倫敦、巴黎、馬尼拉等地的代銷處經銷。當時面臨的最困難問題是如何把《群眾》周刊運送到內地，特別是運到上海。因為國民黨的查禁，一旦被發現查處，運送人員有生命危險。周刊編委想出的巧妙辦法是偽裝，即將在香港發行的《經濟導報》的紙型夾帶《群眾》周刊的紙型，經過航空寄運到上海。

由于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務公司的親密合作，《經濟導報》與《群眾》周刊的紙型可以很好地結合，加之《群眾》周刊用了別的書名，沒有標出版發行者和承印者名字，經過偽裝、改換封面、先打好紙型等辦法，再經過澆版、印刷、裝訂等一系列過程后，《群眾》周刊香港版就可以在上海秘密發行了。

在1947年1月30日至1949年10月共兩年9個月的時間里，《群眾》周刊在香港每周定期出版，一共出版了143期。1949年10月20日，《群眾》周刊在香港出版最后一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許滌新回憶：1949年5月他與潘漢年、夏衍從香港到北京（當時稱北平），在北京飯店遇見在中央大學任教的梁希（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林業部長），梁希說了一句話：“你們在香港出版的《群眾》的光芒竟從香港射到南京了。”

筆者在收集整理資料時還發現，當時中共各地方黨組織都千方百計想辦法訂閱《群眾》周刊。例如：欽州中共地下黨組織獲得《群眾》周刊后，秘密安排學生進行學習和討論，借以提高學生的思想水平。貴州思南地區的中共黨組織在農村合作室訂閱《群眾》周刊，組織黨員和進步學生學習中共的理論。這表明，《群眾》周刊沖破了國民黨的新聞管制，在國統區的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1947—1949年，隨著《群眾》周刊南移香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工作者也迅速活躍于香港輿論之中，將黨的方針政策傳播于各界群眾之中。

《群眾》周刊在香港的創辦發行，集結了陣容強大的編委和撰稿人群體，如章漢夫、喬冠華、方方、華崗、許滌新、胡繩等人，他們對革命抱著高度的熱忱和使命感，宣稱自己“首先是戰士、然后才是學者”，積極活躍于民主黨派和中間派人士中。借助《群眾》周刊，中共很好地實現了自己的宣傳目的：說自己想說的話，說社會大眾想說的話，最大限度爭取第三種力量，在引導群眾、教育群眾、凝聚力量、增強共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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