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明确的是，如果中国希望避免美中关系失控，中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一些选择和政策。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开放精神，这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批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利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 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 由邓小平等领导人发起的重大转变。这四十年来，中国蒸蒸日上。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更是日新月异。
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为13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其2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至惊人的3万亿美元，其中一些目前正投入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
但是，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朱镕基将竞争视为中国长期经济成功的关键。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未来似乎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今天，在美国的普遍观点是，中国越来越满足于追求本土标准，强化本土规则，竖起而非推倒外国竞争者所面临的阻碍。
因此，我一如既往地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改革，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竞争政策改革。
准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就此而言，中国民营企业也应该被准许以同样的方式与国有企业竞争。
第二个领域涉及市场的作用。
我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与五大洲数十个国的数百家公司合作。我认识到：成功的公司是作为商业公司经营的，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这些企业让市场主导关键决策。他们回应市场信号，而非政府信号。
当然，中国将始终拥有庞大的国有产业。因此，中国应该推进这些支柱产业，支持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行。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党委作为外部监督的工具。这也意味着允许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真正的管理者来运营公司。
与此同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企业，所有企业一律商业运营也将有助于为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
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需要退出。中国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应借助自主创新规定，包括使用本土标准等，来限制竞争。所以中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避免经济铁幕的关键是让中国明确认识到这些改革和变化将为自己带来益处。
如果中国不迅速行动，我怀疑对美中离婚的呼声将会加剧。这一番话让我并不好受。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两国达成了一种美中双边关系，然而现在，我们显然面临着过渡到一个新型关系的艰巨任务。这个新的双边关系要扎根于更为实际，更可持续的战略框架。在这一个时间点上，美中离婚是一个很现实的风险。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前景并非轻易可以扭转。
这由来已久。
美中关系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 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也是非常需要的。
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任何有价值的问题都从来艰难。
作为第一要务，为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我们必须阻止恶化的趋势。
但要做到这一点，有识之士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为促进这样的决策，我先行为双方提供以下一些建议：
对中国的建议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例如，实行强有力的管理准则，以防止类似上月解放军海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近乎发生碰撞的行为。
第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设性地合作。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或菲律宾的关系严重恶化，这些压力也影响到美中关系。不再可能将美中关系与中国在亚洲的态势分开。
第三，要大胆。开放你的经济。相信你的公司可以竞争，不再需要躲在政府保护墙后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相信这种竞争对中国也有好处。
第四，积极主动地保护外国专有技术，终止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
第五，在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上与其合作，尤其是朝鲜问题。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美中显然有很多共同利益，然而近年来双方的做法频频背道而驰。
对美国的建议
首先，弱化激烈的言辞。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显然存在冲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文明构成存在性威胁。在美国伟大的民主实验的第242年，我们应该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韧劲更有信心。
我们应该对中国带来的显著战略挑战做好准备。但在面对挑战的同时，我们不应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持开放的承诺。这些观念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竞争力和最受尊敬的国家。
第二，争取合作伙伴。然后，与这些合作伙伴联盟，努力与北京建立一些可行的共识。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我们不同。所以这一任务并不容易 – 也从来都不容易。但是，虽然中国不支持自由主义秩序，它确实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就像我们一样。
因此，我们仍应深入研究中国是否有意愿确保我们所依赖的机构能够更为高效地应对当今紧迫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也许是最好的例子。
世界贸易组织迫切需要改革升级。
难道中国和美国不应成为引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数字时代的主要动力吗？
在新加坡，你们理解亚洲事务归根结底在于商业。因此，虽然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特朗普政府拒绝那些能够使亚洲贸易架构更为强健有效的方案。
坦率来讲，我希望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决定。TPP 2.0将提供现成的工具来塑造中方所处的贸易环境。
第三，与中国谈判。当你进行谈判时，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找到框架不仅来讨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几乎必然要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例如，为什么不与中国签订多方投资协议 – 携手拒绝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市场准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为与中国政府结构性谈判的一部分，旨在测试是否能开放中国市场，并且设立明确的激励措施和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加大力度投资美国。
一个强大的军队。
一个强劲的经济。
强有力的教育机构。
对科学和工程的大力投资。
对世界开放。
投资盟友。
投资各大洲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
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和繁荣，这些措施至关重要。没有什么能取代做好自己的政策规划。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巧妙地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 通过利好而非恐惧，信心而非胆怯，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
毫无疑问，我认为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将塑造本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美中战略互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今日美中关系的前景让我十分警醒。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它可能威胁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
作为财政部长，我主导应对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对系统性风险略知一二。美中两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全球增长的50％，当这两个国家目的相悖，试图使两个经济体互相脱离，并且在每个节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我完全无法看到国际体系如何持续下去。
确实，华盛顿和北京并不总是利益共通。但是，在可能决定全球经济成败的各种实际问题上，他们仍然需要以互补的方式开展工作。或者如果不这样做，他们需要应对并尝试减轻双方矛盾的后果。
如果美国和中国无法达成可行的共识，这将构成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威胁我所应对的全球经济，更会波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
两国都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体系 – 因为国际秩序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事物之一。任何其他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政治韬略能够胜出。
现在，我们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进，并且我们面临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危险，然后才能迎来一个仍旧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所以问题是，这个冬天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沿途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乱和痛楚？答案将取决于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创造性思考 – 有时甚至是破坏性创新思考。
1972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为围困在冷战和意识形态冲突之中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初步框架。在其后的不同阶段，他们不得不重新校准。
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70年代或者21世纪初的世界大为不同，甚至与我的朋友王岐山和我应对金融危机的那些年也天差地别。
新技术、新的经济挑战、新的地缘政治挑战 –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过去的框架。所以我们达到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时刻。
对我们的经济和世界而言，其中利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框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而不是过去。为此，我们需要政治韬略 – 来自美国和中国明智而有力的领导。
谢谢。
来源：保尔森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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